编者按
　　当西延高铁飞驰在黄土高原，350公里的时速即将改写革命老区的时空叙事。  
　　1935年至2025年，从羊肠小道上的革命号角，到绿皮车的哐当轰鸣，再到高铁的风驰电掣，90年的交通迭代里，藏着延安从革命圣地到发展热土的壮阔征程。  
　　车轮滚滚，映照初心如磐；大道昭昭，承载使命在肩。即日起，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高铁时代’看延安”系列报道，透过历史的车窗，踏访宝塔山下的红色印记，回望先辈们在烽火中开辟的火热革命之路；记录红色圣地铁路通途，讲述延安奋进不止的建设之路；聚焦西延高铁开通后的崭新图景，展望老区人民魂牵梦萦的复兴之路。  
　　乘着高铁，延安必将向着更光明的远方腾飞。  
 
　　12月20日，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红色研学专列从西安站缓缓驶出，奔向延安。车厢里，青春飞扬，红歌嘹亮。  
　　到延安去。  
　　90年前，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烽火洗礼，中央红军一路辗转来到陕北，在吴起胜利山杜梨树下宣告“落脚”。  
　　自此，延安竖起革命灯塔、闪耀不灭星火。众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去寻找革命信仰。  
　　文艺星火燃高原
　　1939年春天，一个深夜，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孔窑洞依然亮着油灯。  
　　冼星海手握铅笔，在谱纸上飞速书写，旁边是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吟》诗稿。  
　　六天六夜，这位曾在巴黎街头饿晕的音乐家，在抱病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激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全部谱曲。  
　　1939年5月11日，冼星海亲自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人都被雄浑的气势所震撼，胸中激荡着抗敌救国的壮志豪情。  
　　冼星海出生在澳门，随母辗转新加坡、广州、法国，在目睹日寇野蛮侵略、祖国山河破碎时，他立刻投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冼星海对延安心生向往，他在日记中写道：“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1938年，冼星海毅然奔赴那“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的”地方——延安。  
　　抵达延安后，冼星海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创作出《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不朽作品。冼星海总结：“这是全用中国旋律写的。”  
　　一曲大合唱，十万毛瑟枪。  
　　“当年，冼星海先生在延安的各种文艺活动中，用这支指挥棒指挥过无数次演出，激励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前赴后继。”在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张多指着一根指挥棒说。  
　　那根指挥棒，带着淡淡的、斑驳的铜锈，蕴藏着沉甸甸的时光的记忆。  
　　那个年代，延安的革命文艺热潮席卷黄土高原。  
　　1936年11月，历经幽禁磨难的丁玲，跨越风雨奔赴信仰之地，辗转千里抵达延安，成为第一位走进苏区的知名作家。  
　　“我要用笔为革命战斗”。丁玲牵头成立苏区首个大型文艺团体，创办党报首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在战火中创作《重逢》《河内一郎》等作品。  
　　诗人贺敬之写下《南泥湾》，音乐家马可创作出《兄妹开荒》，画家古元刻出反映边区生活的木刻版画……  
　　延安这条文艺之路，始于信仰、成于人民。  
　　“触摸到的历史，最有教育意义。”南京游客刘倩表示，这次延安之行，无论是火车上的红色课堂、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还是可感可及的珍贵文物，都令她深受震撼。  
 　 实干筑基破万难
　　革命热潮涌动的延安，文艺的火炬照亮前路，实干的脊梁撑起山河。  
　　1939年初，陕北石窑内，油灯微弱。  
　　沈鸿蹲在机床旁，用最原始的工具，为八路军赶制第一批枪械零件。  
　　沈鸿是浙江海宁人，儿时丧父、小学辍学，当过学徒、办过企业。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带领七名工人、十余台通用机床西迁支援抗战。  
　　在旧书摊，一本二手的《西行漫记》，让沈鸿第一次了解到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盛况。  
　　此时，正准备去延安寻找救国机会的同学陈振夏告诉沈鸿，“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  
　　沈鸿一下来了精神。处于迷茫中的他，对这支“能实干、能打仗”的队伍心动了。  
　　沈鸿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动提出带机器去延安，表明“盖国家已至危之极点，我辈既生一日，万不能坐视一日”。  
　　1938年初，沈鸿和他的五金厂，历经辗转抵达延安，成为抗战时期上海唯一一家迁到延安的工厂。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沈鸿带领工人土法上马，设计制造出多种机器设备，为抗战胜利筑牢物质根基。  
　　与此同时，留学日本的农业科学家乐天宇走遍陕甘宁边区，完成了第一份系统的边区森林考察报告，提出了“农业立本”的方案，建议开垦南泥湾。  
　　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战士们，将昔日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粮食实现了自给有余。  
　　“坐在动车上，我就在想，《南泥湾》为什么经久不息。”看着如今的南泥湾，天津游客陈前感慨，“因为，这是先烈们用热血谱写的一曲奋斗壮歌。”  
　　在封锁与困顿中，正是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撑着边区军民创造了生存与发展的奇迹。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厂从最初的几家发展到1944年的130多家，职工达7300余人，农业生产也获得大幅提升，在重重封锁中开辟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  
　　延安这条建设之路，筑于奋斗、立于创造。  
　　一颗侨心赴国难
　　延安，局促一隅、山路崎岖，但是革命的灯塔吸引着海外游子跨越山海奔赴信仰。  
　　站在东山顶上鸟瞰延安鲁艺文化园区，鲁艺教堂高耸入云，延安文艺纪念馆宏伟典雅，东山革命文艺家馆群错落有致、静谧庄重。  
　　在鲁艺旧址纪念馆的墙上，一张老照片引得众人驻足：照片中，一位年轻人戴着帽子、身着制服，右侧大半张脸隐在阴影中，唯有左眼投射出坚定而炽热的目光。  
　　“这就是印尼华侨孔迈，也叫孔东平，当年不到20岁。”讲解员郭峰的声音缓缓响起，“照片背面，写着他托人转交母亲的一句话——‘妈妈，把我献给祖国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  
　　这一年，印尼华侨孔迈刚刚高中毕业，他与许多华侨青年一样，决意归国抗战、奔赴延安。  
　　因担心母亲阻挡，孔迈没带行李、偷偷出门。  
　　在新加坡驶向香港的轮船上，海关关员问18岁的他：“你没有护照，那将来怎么回来呢？”  
　　孔迈坚定回答：“我不回来了！”  
　　奔赴延安的途中，孔迈托人将那张照片转交父母，那句滚烫的留言，成为他对祖国最深沉的告白。未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孔迈历经途中风险，经汉口、西安，一路北上到达延安。  
　　在延安，孔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响应号召，东渡黄河冲过敌人封锁线、从黄土高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多次中弹，几乎丧命。  
　　几年间，孔迈从一个华侨青年，变成了一手持枪、一手用笔战斗的新闻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将革命火种越播越旺。  
　　王唯真、戴行伍、陈明、黄薇……据不完全统计，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奔赴延安的华侨就有600多人。他们放弃了安稳生活，跨越山海奔赴信仰之地，用青春与热血壮大革命队伍，书写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革命佳话。  
　　延安这条世界之路，通向信仰、抵达共鸣。  
　　“下次，我要带着我的家人，坐着高铁来延安。让家人们看看，为什么当年这座只有3000多人的小城，能吸引4万多人前赴后继寻找真理。”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后，武汉游客林国辉内心汹涌。  
　　到延安去。  
　　时间飞逝90年，去往延安的路，依然挤满了追寻信仰的人群。红色研学专列载着大学师生，奔赴延安，感悟精神；香港老人郑镇炎，徒步6036公里抵达吴起，独自走完一个人的“长征路”……  
　　去年，仅国内就有4731.54万人次，踏上通往延安的路，来到宝塔山下、延河岸边。  
　　红色圣地，革命号角变成高铁鸣笛，革命之路从黄土小道焕变为高铁网络、救国之路发展为复兴之路。  
　　这一条条通往远方的路，是永不落幕的信仰征途，是薪火相传的精神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