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934年9月末的一天，我接译一份中央发来的电报，是命令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五军团参谋长。我当时也不知道那是刘伯承同志受“左”倾路线的打击而调离军委总部的，只认为是为了加强红五军团司令部的工作。但又想，一、三军团不是更重要吗？刘总长为什么不去那里？可能是为了加强红五军团的领导，指挥后卫掩护军委纵队的工作而调来的吧。
　　也记不准是10月3日还是4日，刘伯承同志骑着马来了。他穿一身灰布军装，四十来岁年纪，戴着眼镜，身体高大魁梧，着装整洁，行动稳健，操着四川口音。他只带两个警卫员，行李也很简朴，只有一个马袋子。进门后，行李未卸下安置，他就与董振堂军团长交谈起来。吃饭后不休息，就跟我们司令部人员谈话。开始时，我们这些小青年初见久已闻名的刘总长，是既尊敬而又有些害怕。他和蔼可亲地逐个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大家很快就不拘束了。当他知道我家是在江西永新，还念了一点书时，就说：你们永新参军的人多，对革命贡献大啊！你读书少，不要紧，在工作中学习嘛。要进一步提高，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完成工作任务。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红军要撤离江西苏区的意图，在我们司令部很快就传开了，也明确了我们红五军团担负的任务是全军行动的后卫。刘伯承同志刚到五军团，就忙于了解情况，参与作战指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动员教育，还协助地方干部进行群众的坚壁清野，以及忙于行动前的组织工作，有时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为了掩护中革军委机关和先头部队于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等地开始长征，五军团在兴国县高兴圩继续阻击敌人。我们为了迷惑敌人，仍在现地顽强抗击陈诚的主力（有六个师：即国民党的第5师、13师、38师、96师、98师和99师）周浑元部，以及宋子文的税警团。一直打到10月13日，待中央机关和一、三、八、九军团通过了雩都县，先头部队通过了信丰河，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刘伯承同志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组织我们向赣南转移。我们主力于黄昏时开始行动，同时他还指定37团担任军团行军的后卫，有组织、有计划地交替转移，互相掩护，并指定军团侦察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那时是敌人处于优势，我军处于劣势，敌人增兵越来越多，我军主力已经走了。我们既要迟滞敌人，打退敌人的进攻，又要跟上主力，掩护中央、军委机关（那时叫中央、军委纵队，包括中华苏维埃等党、政、军直属机关）。在这种紧迫形势下，如果组织不好就会出现慌乱。刘伯承同志把自己的决心向军团长董振堂提出，取得同意，又亲自组织指挥部队，很有秩序地按计划行进。我们不仅没有受损失，也没有掉队，顺利地摆脱了敌人。记得13日那天，我们军团都已基本上路了，刘伯承同志才骑上马跟随后卫部队行进。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都很担心他的安全，董振堂军团长一再催促他先走，他却非常沉着，很有信心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通过信丰河以后，四面受敌，形势非常紧张，而刘伯承同志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使我们年轻人都很感动。有的同志感慨地说，刘参谋长真是大将雄风，临危不惧啊！从而也使大家对五军团以后的作战，特别是掩护中革军委纵队顺利转移，增强了胜利信心。
　　1934年10月19日，我们抵达信丰县境，因信丰城里住有敌军，我们10月21日晚，在雩都西南之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渡河，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河水深，没有桥，刘伯承同志就组织架设浮桥。桥刚架起来，还没有过多少部队，东北方向的敌人追来，已和我们的后卫部队打响了。为了摆脱强敌，刘伯承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机关人员、驮行李的马匹和部队的运输马匹徒涉过河，让直属部队和战斗部队迅速从浮桥上通过。虽是南方节气，10月中旬水也很凉了。但为了抢时间，部队不畏寒冷，很快安全到了对岸。在后卫一个营过了河后，刘参谋长立即命令拆掉浮桥。我们有个侦察队，穿着便衣在后面监视敌人，完成任务后另选渡口过河。据老百姓说，敌人追到河边，已无桥可过，什么也没捞到，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向西去了，我们就这样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司令部的人员都说刘参谋长果断地改变全部人马从桥上通过的决心下得及时正确。
　　从信丰往西走了一天，我们就赶上了中革军委纵队的后卫部队。中央纵队那种搬家式的转移，携带着笨重的物资、机器，走不动，很着急。部队进入粤北边境，因为广东军阀陈济堂的部队在南雄水口战役中被我们打怕了，当我们部队通过时，他们也不敢轻易出来阻击，只让粤军虚打几枪。我们红五军团是压后的，也决不掉以轻心。好在广东敌军没有从侧翼大举来犯，所以我们得以从大庾向城口前进，直奔湘南。路上虽遇一些国民党的县靖卫团、保安队，但都被我军一一消灭了。（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