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贺姣
　　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本期《作家说》邀请到黄龙县文联的贺姣。她18岁起尝试创作网络小说，2016年，作品开始在《青葱文学》和《青年文摘》上发表；2021年，出版了散文集《山兮木兮》；2025年，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山界》；迄今为止，已在多个媒体、报刊和网络平台上发表了数百篇散文、游记和诗歌等。她还是陕西省民间艺术协会会员、黄龙县作协理事会副秘书长。
　　胡琛：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契机是什么？能否分享成长经历？
　　贺姣：我的写作之路像山里的草，顺着风自然生长。我的童年在黄龙山里度过，看苔藓变绿、听姥姥喊我回家吃饭，这些记忆带着山的温度。18岁写故乡文章投《青年文摘》被刊登，稿费虽少却点燃了创作热情。后来接触网络小说，形成了日更的习惯，一天不写点啥，心里就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在郑州、厦门工作时，总牵挂山里的树、草与姥姥的槐花馍，于是我在2018年回到了黄龙，并在县文化和旅游局从事宣传工作。我每天浸在乡土文化和民间故事里，感觉那些藏在山坳里的人和事，像有话要说似的，忍不住就想写下来。在这期间，我写了很多黄龙的宣传稿件，也获得了很多媒体的转载。后来，我到了县文联工作，从此，我开始真正见识到了写作界的大佬。我们单位创办了一本《黄龙文艺工作》的杂志，杂志里有国家层面的文艺视角、名家走笔，还有一些深耕多年的文学界前辈，他们的笔端藏着对土地的深情，看着看着，我就更笃定：写作从来不是消遣，是和这片土地说话的方式。
　　现在想想，文字对我真的不是爱好那么简单，它把我从以前有点迷茫的状态里拉了出来，也把我和我的家乡紧紧系在一起，不管走多远，都能感觉到根在这儿。那些山里的童年、18岁的惊喜、城市里的牵挂、工作中的滋养，都成了笔下最暖的底色，让我一步步走到今天。
　　胡琛：你作品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有哪些难点与亮点？
　　贺姣：其实我的创作过程，就像天上虚无缥缈的云，慢慢落到脚下的泥土里一样，一开始写东西可不是这样的。18岁刚接触网络小说那会儿，满脑子都是玄幻、奇幻，觉得文字就得“飘起来”才帅，一天写个八千一万字都不叫事儿。后来回到黄龙，天天跟这片土地打交道，才发现接地气的文字才真有劲儿。现在我的写作理念特简单：让文字带着烟火气，让故事长在土地上。
　　写散文集《山兮木兮》时，我总揣个小本本往山里跑，坐在老槐树下听村里老人唠过去的事儿，他们说的方言、笑的声音，甚至抬手擦汗的动作，我都记下来，这些都是最鲜活的素材；写长篇《山界》的时候更较真，光是查黄龙战国时期的故事、考证那些历史细节对不对，资料就堆了半张书桌。
　　说到难点，就是得在“真”和“ 暖”之间找平衡：历史细节不能错，但也不能写成干巴巴的史料，得让故事里的人有血有肉，让读者能跟着揪心、跟着笑。
　　亮点的话，应该就是我所有作品里都藏着黄龙的影子吧。比如《山界》里主角出嫁时山里敲鼓的队伍，都是黄龙真实元素，想让读者翻开书就闻到泥土香。
　　胡琛：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部？
　　贺姣：说到最满意的作品，那肯定是今年刚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山界》。这部书50万字，我写了一年半，真的是“磨”出来的，每天都跟它较劲，就想把这片土地的故事讲透。
　　我创作初衷挺简单的，就想写一部黄土高原的“山之史诗”。黄龙这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一座以山为界的地方，如今也是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的交界处，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撞在一起的“十字路口”，但以前很少有人用长篇小说来讲这儿的故事。我就想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展现这片土地上的人，怎么在战乱、迁徙、文化融合里守住自己的根脉。
　　创作历程真的挺难忘的，有一次跟着村里的老乡往深山里走了8公里，爬到半山腰看到山崖上的摩崖石刻时，突然就明白了“山会记住每一个踏过它的人”这句话，当时心里特别触动，觉得写这部书的意义就在这儿了。
　　我想表达的思想其实藏在书名里。《山界》不只是地理上的边界，更是人心的边界。不管时代怎么变，咱们对土地的那股子眷恋、对尊严的坚守，永远能跨过所有的边界。
　　其实这部书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本小说，更是我想送给黄龙这片生育我的土地的一份礼物，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儿的故事。
　　胡琛：你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贺姣：说起灵感这个事儿，其实我特别认同余华老师那句话：“真正的作者一般不需要灵感。”真的，尤其是写长篇的时候，靠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点子根本撑不住，得靠天天动笔磨。不过要是非说一下灵感，那我觉得它是长在黄龙的山里，是这片土地喂给我的。比如说创作《山界》，它的灵感来源于一次翻县志，看到“黄龙商代属‘旨方’”这句话，让那阵子正在看战国史的我马上就来了劲儿，于是赶紧查资料，回去还整理了3万多字的素材。
　　所以说，我的每一个故事，它们不是凭空蹦出的，是我踩过的每一步山路、吹过的每一阵山风、记下来的每一个老乡的故事攒起来的。
　　胡琛：你最喜欢的文学类型是什么？
　　贺姣：小说和散文对我来说，就像左手和右手，缺了哪个都觉得日子不完整，但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可能还是小说多那么一点点偏爱。
　　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像在山里搭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木屋，得先选好地基，然后一点点垒墙，最后等整个屋子搭好，读者走进来，这种“构建一个完整世界”的感觉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写完《山界》那阵子，我总觉得自己跟着主角过了一辈子，她走神道岭时，她听猎鼓时的心跳，甚至她偷偷抹眼泪的温度，等等。写长篇小说的好处就是，好像自己又活了一场新人生。
　　散文于我而言，就像突然闯进心里的小确幸，是“瞬间的感动”被文字定格下来。比如去年写的《槐花树下抱影子》那篇，就是某个清晨我路过老槐树下，看到两个老人坐在石头上剥槐花，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他们的白发上，风一吹，槐花瓣落在他们的竹篮里。那瞬间，我心里软乎乎的，不由想起去世许久的姥姥，赶紧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下来，当天晚上就写成了散文。散文不需要刻意构思，就是抓住那个“心头一暖”的瞬间。
　　有时候写小说写得脑子发懵，就去山里走一圈，抓个瞬间写篇散文，马上就能找回对文字的感觉；而散文里的那些小感动，又会悄悄变成小说里的细节。它们相辅相成，少了哪个都觉得日子少点滋味。
　　胡琛：创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贺姣：那绝对是“卡文”。我写《山界》时卡在“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平衡”上。
　　《山界》这部小说涉及的是黄龙战国时期的历史，比如当时这里是赵魏韩的边界，山里住着白狄人，还被晋国当成神山，这些都是县志和考古资料里钉死的事儿。但问题来了，完全按史料写吧，故事就像干巴巴的历史课本，没人愿意跟着主角走进山里；可要是虚构太多，又觉得对不起这片土地的真实过往，心里过意不去。
　　就拿其中“白狄人祭山”的情节来说，我改了足足五六遍，史料里只提了一句“白狄人有祭山之俗”，具体怎么祭、用啥祭品，一点细节都没有。一开始我想加“烧柏枝洒米酒”的环节，觉得画面感强，结果查资料发现，战国时期白狄人的酿酒技术还没普及到米酒，这个细节太假，赶紧删掉。后来又想写“用野兽头骨献祭”，但又怕把白狄人写成刻板印象里的“野蛮部落”，不尊重他们的文化，毕竟史料里说白狄人也是懂农耕、会织布的族群。
　　直到有一次去山里采风，碰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猎人，他听我念叨这个纠结，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山里的规矩啊，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变，但叶子可以添点新的嘛！”这句话突然就点醒我了，历史真实是“根”，文学虚构是“叶子”，只要根扎得稳，叶子就能鲜活起来。
　　于是我重新调整了这个情节：保留“白狄人祭山”的核心史实，然后加入黄龙本地的非遗元素“猎鼓”。虽然战国时的鼓和现在的黄龙猎鼓不一样，但我提炼了“击鼓祭山”的精髓，写白狄人敲着兽皮鼓，唱着没人能完全听懂的古老歌谣，用山泉水和野果献祭。这样既没违背历史，又让情节有了温度和地域特色，读者读起来也不会觉得像啃硬骨头。
　　这个挑战让我明白：写历史题材，不是把史料搬上纸面就完了，而是要带着敬畏心，在真实的土壤上，种出有生命力的故事。
　　胡琛：你如何看待文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贺姣：说起文学在现在这个AI满天飞的时代，我还真有不少掏心窝子的话，既有点小感慨，又觉得藏着挺大的机遇。
　　先聊聊AI吧，现在它确实厉害，能写文案、编故事，甚至模仿我的风格凑几句黄龙的山景，但你知道它最缺啥不？缺的是人心的热乎气，缺的是思想延伸出来的“活”细节。比如AI能写“黄龙的小米粥香”，可它写不出我小时候蹲灶台边，看姥姥用柴火熬粥时，粥锅冒泡的“咕嘟”声，更写不出奶奶往我碗里多舀一勺糖时，眼角皱起的那道笑纹。这些都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是算法算不出来的“私藏记忆”。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信息爆炸、人心有点浮躁的时代，对我们作者反而是个大机遇。现在，大家每天刷手机刷得眼花缭乱，心里其实都缺一块“ 静下来的地方”，文学就是那块地方。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时代里那些被忽略的声音抓出来。
　　胡琛：未来创作计划是什么？
　　贺姣：会把更多时间“沉”下去，听田埂闲话、灶台唠叨，把鲜活声音揣心里。接下来我想写一系列长篇，核心是“过日子”，让乡村或城市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像老家的河装下烟火气。风格会延续娓娓道来的烟火气，不用华丽词藻，让读者感觉是身边人的故事。
　　胡琛：从贺姣的故事里，我们读懂了文学与土地的联结，文字一旦扎根泥土，便有了抵御时光的力量，故事一旦承载了乡愁，便有了打动人心的温度。她用脚步丈量黄龙山水，用笔墨记录土地悲欢，她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从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生长在田间地头、扎根在烟火人间的生命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