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8日，在汝城南，天马山至城口间翻越湘南的大山，是通过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中央、军委纵队有一个又大又笨的印刷机，从瑞金出发时是由民夫抬运的，上山下山走得很慢，每天要掉队，从军委纵队直掉到我们队伍后面。到了湘南，就只好交给了我们红五军团，派一个连负责抬运。那个机器的两个轮子大得出奇，一个轮子就有1000多斤重，而湘南山高，小路弯弯曲曲，每天行程仅六七十里，他们经常掉队约二三十里，还要另派部队掩护，成了我们后卫部队的负担。后来实在抬不动，又影响红五军团执行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经请示军委，批准扔掉。我们掩护的分队才得以轻装行进。我们自从兴国高兴圩摆脱了敌人的尾追，敌主力部队与我们已相距较远，唯有蒋介石嫡系周浑元纵队三个整师离我们只有两三天的行程，并加紧追来。军委命令方面军战斗部队在汝城的东南地区展开构筑阵地，待敌迫近，歼灭周敌。我们红五军团担任正面抗击敌人的任务，配合一、三、九军团歼敌。刘伯承同志向军团首长建议，命令部队展开，准备歼灭周浑元纵队部队。快速而紧张构筑野战工事，以便迎击敌人。我们听了部署，心里也很高兴。指战员们心里都愿打仗，不愿长途跋涉，决心打好这一仗。大家都恨周浑元在江西仗着人多势众，咬着我们不放，很想教训他。中革军委决心使用全方面军的战斗部队速战速决，消灭周浑元部是有把握的。故此，部队借此机会，一面修筑野战工事，一面收容掉队的病号。我们选择的阵地前面是平地、后面是山地，在地形上对我们有利，又是敌人前进的必经之路。部队士气高昂，因为出了中央苏区，老是走路，而习惯战斗生活的红五军团战友，都不愿意只走路不打仗。有的还说，这样下去，真是逃跑的机会主义了，能打一仗，给周浑元吃点苦头才好。
　　刚修好了工事，第二天，周浑元离我们大约有一天行程（六七十里）时，负责军委作战指挥的外国人李德来了电报，让撤出阵地，继续西进，不让我们打了。指战员的心里很不痛快，但军人要服从命令，只得继续走。各军团均按李德的命令向西继续前进。我们红五军团扼守野战阵地，要等待其他军团抢过粤汉铁路第三道封锁线成功，中革军委纵队通过后，我们才能撤出。刘伯承同志严密组织，精心计划，尽力完成掩护任务，摆脱敌人。我们于11月15日，于良田至宜章间，最后抢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具体做法是：将全军团的笨重行李和骡马、卫生和供给机关以及伤病员，均随军委纵队之后行进，并派一个营掩护。我主力部队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就很顺利地摆脱蒋介石的主力，跟上军委纵队继续西进。
　　右倾路线的领导人，推行逃跑主义，加上敌军大部队前堵后追，我军先头部队伤亡日渐增多，特别是过了粤汉铁路后，广西军阀的部队在左面，湖南军阀的部队在右面，后追的部队又是蒋介石的嫡系，我们红五军团在后卫，几乎每天都与敌人接触。但由于刘伯承同志组织计划周密，善于指挥，我们还是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过粤汉铁路，渡过潇水后到文市前，进到了湘桂交界。敌人的阻击部队从左侧截断了我们的前进道路。我们跟随军委纵队前进之路被截断了，太阳已快落山，左面是南岭大山，右面靠陵水河，我们一无地图，二无村庄群众，又不熟悉地形，敌情也不明。侦察员报告说，敌军就在山上。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绕道，二是以战斗打过去。在此严重关头，刘伯承同志沉着果断，他分析敌人可能是先头部队，尚不了解我们底细，我们一定要跟上军委纵队，不能让中央、军委纵队后尾暴露给敌人。于是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隐蔽，并封锁各路口，只吃干粮，不生烟火。等天黑之后从敌人鼻子底下通过，不准讲话，不准出现亮光。每个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以便识别。我们就在那天黑夜里，沿着山谷在敌人的鼻子下安全通过，没有被敌人发现，拂晓追上了中央、军委纵队。同志们说，这次化险为夷，是刘参谋长时刻从全局着想，以保卫中央领导机关作为我们头等紧迫的任务，下了正确的决心，为党立下了功绩。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