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广西与湘南交界、夷汉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军阀心狠手毒，派了大批特务，化装成我军掉队人员模样，把我们行军沿途一二百里的村子全烧了。那里多是竹木草房，容易燃烧，却很难扑灭，这不仅使群众吃了大苦，也使我们路过时没吃的、住的了。当我们进到文市街宿营时，全街无一居民，全部出逃。次日拂晓部队出发，我们的侦察队派了一个班便衣化装隐蔽，当场抓了三个烧房子的敌特，当即审讯，他们承认是广西军阀派出的，以此破坏红军的声誉和行动。我们将敌特烧房子的事实公布于众，并把敌特枪毙了，还在他们身上插了个牌子上面写明放火烧房子者是国民党特务，不是红军，从而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我们还派一个排潜伏在附近，及时扑灭了特务放的火。
　　我们军团部黄昏前渡过文水河，在文市街宿营，距我们约五六十里路的红34师也到文水河南岸的一个镇子（地名记不清，在沿文水河的上游）担任掩护我行军纵队左侧的安全。部队刚进入宿营地，黄昏时突然被敌人包围，敌众我寡，数次突围未成，经顽强抵抗，激战两昼夜，终被敌人打散，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这是在长征途中红五军团最大的损失。
　　这时，先头部队一军团已突过第四道封锁线。我们红五军团自文市出发急行军，要赶在敌人之前通过湘江和湘桂公路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集中全力扑向湘桂公路，妄图消灭我后卫的红五军团于公路南，他们采用了前面堵、两侧夹击、后尾追、空中飞机炸等战法，当我们部队进到距石塘圩三十多里路的山路时，左右两侧均能听到炮声，后尾听到枪声，四架飞机在我行军纵队的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情况十分紧急。部队停停走走，秩序有些紊乱。这时，刘伯承同志不顾敌机扫射，边走边说：不要怕天上的敌人，在这大山区，它起不了多大作用。大家听到枪炮声了，要快点走，摆脱地上的敌人。他反复讲了以后，指战员镇静多了，部队秩序也好了。我们就尽力往前赶，到了石塘圩宿营，准备做晚饭吃。敌机在黄昏时，又对石塘圩我军驻处进行轰炸扫射。我们所住一家堂屋里有一口棺材，我们机要科的同志都躲在棺材下面，未被敌机炸伤。这时天已黑了，饭也做好了，正准备吃饭，军团首长到总司令部接受了任务，命令立刻出发，做好的米饭也顾不上吃，每人挖碗饭边走边吃，规定在拂晓前都要通过湘桂公路，渡过咸水河——湘江（石塘圩离咸水河约四十里）。当时天黑，路小难走，经过三个多小时急行军，终于在十一时通过了湘桂公路，又于1934年12月1日拂晓前在兴安至全州间的界首附近渡过湘江，通过第四道封锁线，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阳历12月初的天气，下水大有冷的感觉，水深齐腰，大家却寂然无声地手拉着手，互相帮助照应。我们机要科成员有谢特山、黄顺天（现名黄瑜）、黄国真（十一岁），还有个叫九九的（只有十岁）小鬼，另有统计参谋芦同志及一个挑夫（担了我们科的文件）。我们研究了紧急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的办法，保证不丢掉一个同志或丢失一份文件。谢特山、黄顺天和黄国真同志互助，芦同志和挑夫协作，我则负责背九九过河。就这样，没有发生问题。刘伯承同志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总是组织部队有秩序地有条不紊地通过公路、河流，他不顾疲劳，在咸水河南岸还亲自指挥部队渡河；部队渡完了，又派出侦察小分队留在南岸监视敌人，要他们到拂晓再过河归建。把这些事办完了，他才渡河赶上部队，又赶紧组织部队向老山界前进。
　　渡过咸水河，向前翻一座山，就进入贵州省的苗、瑶少数民族地区。老山界山高又陡，路上长满了茅草，很少行人，且经常下雨，道路泥泞，大家又都没吃饭，饿得抬不起腿来。在山麓下掉队的同志已很多，一问他们，才知道多数是八军团的，也有一军团和三军团的。我们一起在山嘴前的一个小村子休息做饭吃。饭刚做好，敌人追来了，枪弹对着我们的村子砰砰地响起来，只见刘伯承同志站在一片竹林前挥着手说：我们不能吃饭，要摆脱敌人。我们看到米饭已好了，肚子又饿，每人挖了一碗，边走边吃。刘伯承同志又说：你们快往后山走，到山上集合去。我们就分散运动，急忙奔后山，当我带着两个小同志上到山顶时，刘伯承同志也上来了，他见到我很关心地对我说：贺光华你们走吧，这是敌人乱打，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不要怕！我们就随着集合的队伍转过山腰向西，走到老山界山麓集合，准备上山。老山界的山陡路小，有石条踏磴，每磴都有膝盖高，陡的地段好似爬梯子。我们攀上山顶，整整走了一个上午。过山后就进入贵州东部地区了。这时，我们完全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在苗、瑶少数民族地区行动。到了一个山村，住到一家比较富裕的人家，屋子里已经找不到一个人，却有三个很大的木桶，发出阵阵米酒的香气，同志们都饿慌了，天黑也看不清，就去摸着掏米酒，用锅煮熟，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个饱。第二天早晨再捞米酒，并准备带了路上吃，此时，才发现酒里面还有肉、鱼泡着。连同昨晚吃的，我们放了几块银元在桌上，并留下了条子说：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穷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吃了你的米酒，给你留下几块银元。接着，我们就向乌江挺进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