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1月03日
为黄土地刻下“声纹”
记者 惠延琴 高娜
在延安，民歌是有记忆的。
那些从沟峁梁塬间升腾而起的旋律，那些从岁月风沙中磨砺而出的词句，早已长成了土地的骨血，汇成了岁月的溪流。一曲信天游能荡过几座山，一段老调子能唱出几代人的悲喜人生。
然而，当现代生活的浪潮席卷而至，这延续了千年的声脉，也正经历着被稀释、被遗忘的隐忧。
改变，或将始于当下。
从2026年1月1日起，《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部由延安与榆林协同制定、历经深入调研与反复论证的法规，不仅仅是一纸文书，更为陕北民歌的传承写下法治“护身符”，为“活态传承”创造了更多可能。
时代记忆：从信天游到革命号角
“信天游，不断头，甚时候想唱甚时候有。”诞生于农耕与游牧文明交汇之处的陕北民歌，以信天游、小调和劳动号子的形式，与方言土语一样，成为黄土地上最原始、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陕北民歌被点燃、升华的时代。随着党中央进驻延安，陕北民歌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刘帜、马可、贺敬之等艺术家奔赴延安，深入民间，在保留原有韵律的基础上，将革命理想注入民歌血脉。《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兄妹开荒》等一首首新民歌从黄土高原唱响全国，成为“启迪民智 鼓舞斗志”的得力武器。
据统计，仅1942年至1945年，边区就涌现出近百部秧歌剧，994支秧歌队活跃在田间地头。1945年，由鲁艺陕北民歌研究会公开出版的《陕北民歌选》，是史上第一次以“陕北民歌”之名集结成册，被誉为陕北民歌的“诗经”。
时代的浪潮汹涌向前。当流行音乐的工业体系覆盖城乡的角角落落，这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渐渐变成了需要特意寻找的“文化遗产”。
“不是年轻人不爱了，而是他们听到的少了。”国家一级编剧、本土文化学者曹伯植分析道，“流行音乐传播范围广，相比之下，陕北民歌就只能退守到需要被主动探寻的文化角落。”
发展之困：当老调子遇上新浪潮
“陕北民歌给了我生命的底色，我一直用一颗感恩的心在歌唱，想让它被更多的人听见、记住。”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王二妮的这句话，道出了她与陕北民歌的深厚情感连接。但是谈到陕北民歌的整体传承现状，她的言语间却透露出焦虑：“老一辈‘肚里藏歌’的艺人越来越少，许多地道的唱法、老词儿就像山沟里的溪水，眼看着越流越远。”
调查数据证实了她的担忧。延安市文旅部门历时8年的普查显示：走访的166位老艺人均年事已高，采集的386盒音像资料、312小时录像保留着这些濒危的声音记忆。而今，有些已成为绝唱。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选择更凸显出传承链条的脆弱——文化认同淡化、展示平台与扶持资金双双匮乏，许多曾在民歌传唱上崭露头角的新人，也往往困于“出路窄、难以为继”的现实考量，最终无奈转身，另觅他途。
市场冲击同样严峻。部分民歌的改编为迎合观众失去了本色，“架子鼓从头敲到尾，失去了民歌原本淳朴的韵味”；即使在延安本地，多数年轻人也更热衷于流行歌曲；新媒体平台上，陕北民歌的声量远不及流行音乐。
“我们保护了山，保护了鼓，现在必须保护这片土地的灵魂之声。”延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白改雄的话道出了民歌立法的迫切初心。他口中的“山”与“鼓”，指的是2025年施行的《延安市宝塔山保护条例》和《安塞腰鼓保护传承发展条例》。
立法破局：为民歌写下法治“护身符”
转机始于一场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努力。
在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的指导下，延安和榆林——这片民歌流传的核心区域打破行政壁垒，组建联合立法专班，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协同立法工作。
“山水相连、文化相近，我们应该携手合作，这样更能形成保护合力。”白改雄介绍，两地按照“统一标准+特色补充”的原则，在充分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立法顾问、非遗专家、文化学者和陕北民歌传承人代表组成的团队全力推进立法工作，确保每一条款都科学精准。
此次施行的《条例》，六章三十二条的内容直面核心挑战：如何为“活态的声音”建立系统的长效保障机制？
创新思路贯穿全文：建立陕北民歌资源数据库，对濒危曲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健全代表性传承人体系，给予场所、经费支持；专设“人才培养”章节，鼓励民间艺人申报职称，为优秀人才开辟晋升“绿色通道”；设立“创作激励条款”，鼓励在守正基础上创新。
尤为重要的是区域协作条款。“延安、榆林将协同举办艺术活动、开展创作研究、组织对外展演、制订培养计划。”市人大科教文卫工委主任魏世彬表示，这意味着保护工作从各自为政走向携手共进。
星火传承：高原新声与云端唱响
《条例》的施行，建立在已有的探索之上。
2025年12月23日，在王建宁陕北民歌传承基地，17岁的苏建峰正跟着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王建宁学习《跑旱船》的滑舌技巧。
作为一名高中生，苏建峰最初学唱只是为了缓解课业压力，现在却迷上了这份“乡土浪漫”：“以前觉得陕北民歌是爷爷辈的歌，现在才发现，会唱、能唱好它才是真正的时尚。”
这样的转变并非偶然。
在延安实验小学，孩子们用民歌调子编写环保歌谣，唱响最美童声；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北民歌大师工作室负责人甄爱芳把《兰花花》的教学搬进了舞蹈教室；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党史教师刘梦将陕北民歌演唱融入党史教学中；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面向全校师生开设的陕北民歌“微课堂”，让陕北民歌覆盖到更广泛的校园群体；而省级传承人王玉成的民间艺术团，每年为群众送去上百场社会义演。
数字技术也为传统的民歌艺术插上创新发展的羽翼。
2025年“宝塔山下唱民歌”直播吸引63万人次观看，点赞量6.7 万。评论区有陕北游子的乡愁，也有南方网友的好奇：“这就是黄土高原上的‘情歌’吗？”
短视频平台上，众多民歌手加入直播阵营，用陕北民歌歌唱家乡，创业增收：61岁的退休教师文世龙不仅将英语版的陕北民歌唱到了央视舞台，还积极通过短视频、线上直播的方式，让陕北民歌唱响海内外；民歌手刘妍唱着陕北民歌将延安特产推介到大江南北；本土音乐人曹军民、李先锋、镐天等通过接地气、通网感的作品，让陕北民歌在互联网上重焕光彩。
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王建宁通过民歌进校园、进社区，传授学员2000余人，个人实施的“千首民歌录制工程”已过半，成为原生态陕北民歌“个人数字基因库”创建的第一人。
…………
“立法回应了这种变化。”延安市文化馆馆长卢毅表示，“《条例》贯穿的保护理念从‘博物馆式保护’转向‘活水养鱼’，让民歌在互联网时代有更加多样化、创新式的传承发展。”
声脉永续：让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三十里铺》
2025年12月30日晚，延安大剧院内，“延安市2026新年音乐晚会”如约唱响。由吴彦立等三位实力歌手和延安歌舞剧团携手带来的陕北民歌新唱《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以现代编曲重新诠释陕北民歌的传统唱腔，让观众耳目一新。
此时的观众席上，73岁的本土文化学者王克文跟着旋律轻轻打着节拍，眼眶渐渐湿润。
“变了，也没变。”他喃喃道，“编排上是有变化的，但味儿还是那个味儿，魂儿还是那个魂儿。”
今日延安，一场以法律命名的文化守护正在深化。它要保护的不仅是几首老歌，更是一种声音的记忆、一种情感的共鸣、一个民族在时间长河中为自己留下的声音足迹。
“立法不是终点，是让民歌发展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的重要保障。”魏世彬说。
当《条例》开始落地施行，那些根植在黄土地的旋律，将在新时代的法治土壤中重新扎根，等待着春风吹又生，且生生不息……
因为，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三十里铺》，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留住最赤诚的歌唱。
在延安，民歌是有记忆的。
那些从沟峁梁塬间升腾而起的旋律，那些从岁月风沙中磨砺而出的词句，早已长成了土地的骨血，汇成了岁月的溪流。一曲信天游能荡过几座山，一段老调子能唱出几代人的悲喜人生。
然而，当现代生活的浪潮席卷而至，这延续了千年的声脉，也正经历着被稀释、被遗忘的隐忧。
改变，或将始于当下。
从2026年1月1日起，《延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部由延安与榆林协同制定、历经深入调研与反复论证的法规，不仅仅是一纸文书，更为陕北民歌的传承写下法治“护身符”，为“活态传承”创造了更多可能。
时代记忆：从信天游到革命号角
“信天游，不断头，甚时候想唱甚时候有。”诞生于农耕与游牧文明交汇之处的陕北民歌，以信天游、小调和劳动号子的形式，与方言土语一样，成为黄土地上最原始、最真挚的情感表达。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陕北民歌被点燃、升华的时代。随着党中央进驻延安，陕北民歌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中心，刘帜、马可、贺敬之等艺术家奔赴延安，深入民间，在保留原有韵律的基础上，将革命理想注入民歌血脉。《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兄妹开荒》等一首首新民歌从黄土高原唱响全国，成为“启迪民智 鼓舞斗志”的得力武器。
据统计，仅1942年至1945年，边区就涌现出近百部秧歌剧，994支秧歌队活跃在田间地头。1945年，由鲁艺陕北民歌研究会公开出版的《陕北民歌选》，是史上第一次以“陕北民歌”之名集结成册，被誉为陕北民歌的“诗经”。
时代的浪潮汹涌向前。当流行音乐的工业体系覆盖城乡的角角落落，这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渐渐变成了需要特意寻找的“文化遗产”。
“不是年轻人不爱了，而是他们听到的少了。”国家一级编剧、本土文化学者曹伯植分析道，“流行音乐传播范围广，相比之下，陕北民歌就只能退守到需要被主动探寻的文化角落。”
发展之困：当老调子遇上新浪潮
“陕北民歌给了我生命的底色，我一直用一颗感恩的心在歌唱，想让它被更多的人听见、记住。”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王二妮的这句话，道出了她与陕北民歌的深厚情感连接。但是谈到陕北民歌的整体传承现状，她的言语间却透露出焦虑：“老一辈‘肚里藏歌’的艺人越来越少，许多地道的唱法、老词儿就像山沟里的溪水，眼看着越流越远。”
调查数据证实了她的担忧。延安市文旅部门历时8年的普查显示：走访的166位老艺人均年事已高，采集的386盒音像资料、312小时录像保留着这些濒危的声音记忆。而今，有些已成为绝唱。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选择更凸显出传承链条的脆弱——文化认同淡化、展示平台与扶持资金双双匮乏，许多曾在民歌传唱上崭露头角的新人，也往往困于“出路窄、难以为继”的现实考量，最终无奈转身，另觅他途。
市场冲击同样严峻。部分民歌的改编为迎合观众失去了本色，“架子鼓从头敲到尾，失去了民歌原本淳朴的韵味”；即使在延安本地，多数年轻人也更热衷于流行歌曲；新媒体平台上，陕北民歌的声量远不及流行音乐。
“我们保护了山，保护了鼓，现在必须保护这片土地的灵魂之声。”延安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白改雄的话道出了民歌立法的迫切初心。他口中的“山”与“鼓”，指的是2025年施行的《延安市宝塔山保护条例》和《安塞腰鼓保护传承发展条例》。
立法破局：为民歌写下法治“护身符”
转机始于一场跨越行政边界的协同努力。
在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的指导下，延安和榆林——这片民歌流传的核心区域打破行政壁垒，组建联合立法专班，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协同立法工作。
“山水相连、文化相近，我们应该携手合作，这样更能形成保护合力。”白改雄介绍，两地按照“统一标准+特色补充”的原则，在充分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立法顾问、非遗专家、文化学者和陕北民歌传承人代表组成的团队全力推进立法工作，确保每一条款都科学精准。
此次施行的《条例》，六章三十二条的内容直面核心挑战：如何为“活态的声音”建立系统的长效保障机制？
创新思路贯穿全文：建立陕北民歌资源数据库，对濒危曲目进行抢救性保护；健全代表性传承人体系，给予场所、经费支持；专设“人才培养”章节，鼓励民间艺人申报职称，为优秀人才开辟晋升“绿色通道”；设立“创作激励条款”，鼓励在守正基础上创新。
尤为重要的是区域协作条款。“延安、榆林将协同举办艺术活动、开展创作研究、组织对外展演、制订培养计划。”市人大科教文卫工委主任魏世彬表示，这意味着保护工作从各自为政走向携手共进。
星火传承：高原新声与云端唱响
《条例》的施行，建立在已有的探索之上。
2025年12月23日，在王建宁陕北民歌传承基地，17岁的苏建峰正跟着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王建宁学习《跑旱船》的滑舌技巧。
作为一名高中生，苏建峰最初学唱只是为了缓解课业压力，现在却迷上了这份“乡土浪漫”：“以前觉得陕北民歌是爷爷辈的歌，现在才发现，会唱、能唱好它才是真正的时尚。”
这样的转变并非偶然。
在延安实验小学，孩子们用民歌调子编写环保歌谣，唱响最美童声；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北民歌大师工作室负责人甄爱芳把《兰花花》的教学搬进了舞蹈教室；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党史教师刘梦将陕北民歌演唱融入党史教学中；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面向全校师生开设的陕北民歌“微课堂”，让陕北民歌覆盖到更广泛的校园群体；而省级传承人王玉成的民间艺术团，每年为群众送去上百场社会义演。
数字技术也为传统的民歌艺术插上创新发展的羽翼。
2025年“宝塔山下唱民歌”直播吸引63万人次观看，点赞量6.7 万。评论区有陕北游子的乡愁，也有南方网友的好奇：“这就是黄土高原上的‘情歌’吗？”
短视频平台上，众多民歌手加入直播阵营，用陕北民歌歌唱家乡，创业增收：61岁的退休教师文世龙不仅将英语版的陕北民歌唱到了央视舞台，还积极通过短视频、线上直播的方式，让陕北民歌唱响海内外；民歌手刘妍唱着陕北民歌将延安特产推介到大江南北；本土音乐人曹军民、李先锋、镐天等通过接地气、通网感的作品，让陕北民歌在互联网上重焕光彩。
陕北民歌省级传承人王建宁通过民歌进校园、进社区，传授学员2000余人，个人实施的“千首民歌录制工程”已过半，成为原生态陕北民歌“个人数字基因库”创建的第一人。
…………
“立法回应了这种变化。”延安市文化馆馆长卢毅表示，“《条例》贯穿的保护理念从‘博物馆式保护’转向‘活水养鱼’，让民歌在互联网时代有更加多样化、创新式的传承发展。”
声脉永续：让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三十里铺》
2025年12月30日晚，延安大剧院内，“延安市2026新年音乐晚会”如约唱响。由吴彦立等三位实力歌手和延安歌舞剧团携手带来的陕北民歌新唱《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以现代编曲重新诠释陕北民歌的传统唱腔，让观众耳目一新。
此时的观众席上，73岁的本土文化学者王克文跟着旋律轻轻打着节拍，眼眶渐渐湿润。
“变了，也没变。”他喃喃道，“编排上是有变化的，但味儿还是那个味儿，魂儿还是那个魂儿。”
今日延安，一场以法律命名的文化守护正在深化。它要保护的不仅是几首老歌，更是一种声音的记忆、一种情感的共鸣、一个民族在时间长河中为自己留下的声音足迹。
“立法不是终点，是让民歌发展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的重要保障。”魏世彬说。
当《条例》开始落地施行，那些根植在黄土地的旋律，将在新时代的法治土壤中重新扎根，等待着春风吹又生，且生生不息……
因为，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三十里铺》，每一片土地，都值得留住最赤诚的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