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1月13日
离开中央根据地（一）
1934年9月，我奉命率领无线电队来到兴国县龙口圩，加入新组建的红八军团的行列。
那时，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红军主力东奔西驰，与敌人殊死血战，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指挥下，纵然付出惨重代价，也无法阻遏敌“围剿”军向我根据地腹心推进。眼看败局已定，在根据地内线打破“围剿”已经不可能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只得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逃跑主义的突围。为此，早在7月间，就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减弱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8月间，又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探索突围方向；9月21日，决定以成立不久的21、23两个师合编为红八军团，为全军最后突围做准备。
我们到达龙口圩的夜里，正好下了一场细雨。清早起来，天高气爽，视野宽阔，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山村就像刚洗过澡似的，格外明净清新，山上树木苍翠，河里碧水清澈，金黄的稻谷、雪白的棉花点缀着田野，像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的画卷，根据地人民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可是，谁能想到，这就要到手的丰硕果实却将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断送掉。
在这种形势下，红八军团组建工作十分仓促。这个新军团以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唐浚（后为毕占云）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起初，军团未设直属队，以21师司令部为军团司令部。军团机构也很不健全，我只记得有组织部部长甘渭汉、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段达明，我是无线电队政委兼任党总支副书记。
年轻的红八军团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按照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团在兴国运动防御阻止敌人向古龙岗前进，并将独2团、独3团配属红八军团。在21师正面，是敌人的主力59师及93师，兵力是我军的数倍之多。因此，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一些阵地几度易手。我们的战士多数是参军不久的根据地青年，尽管缺乏战斗经验，斗志却很高昂。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部队伤亡很大，但是，几天的激战，敌人未能前进一步。1934年10月7日，我们接到军委命令，遂于当日撤出阵地，赶到古龙岗隐蔽待命。
在古龙岗，全军团进行了休整。不久部队向雩都集中，供给部门下放的装备运来了，部队立刻“阔气”起来，每人从头到脚都是一身新，弹药能背动多少就发多少，还发了许多日用品。对于供给部前所未有的“慷慨”，同志们既高兴又纳闷。有经验的老兵议论开了：“准是要去打大仗”“一定是开始反攻了”，新入伍的小鬼们也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实际上，我们电台的干部知道得很清楚，形势已经很紧急了。北路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宁都、石城；东路的敌人也从连城、清流一线向瑞金逼近。这时，我们电台也接到了新的指示：日夜开机待命。这意味着眼下进入了非常时期，越发证实了同志们的猜测。
1934年10月16日夜里，我和衣躺在床上想要休息一下，刚刚闭上眼睛，就被急匆匆闯进来的值班通信员叫起来：“政委，军委发来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我翻身跳下床，唤起已经睡着了的译电员，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去。十万火急，是最紧急的电报了，我到电台四年也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这份电报一定有着特殊的分量。
在明亮的灯光下，报务员紧张地抄收着电报。抄完一页，我就接过来交给译电员，让他赶快译出来。我一看译出来的电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电报中提出红军要突围，要离开中央根据地。可是，这清清楚楚的字迹，使我不能有丝毫的迟疑，电文译完，来不及登记就急忙赶到军团部。当夜，军团首长要各单位迅速做好出发准备。我们无线电队也接到了通知。
第二天，军团政治部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罗荣桓主任向到会干部宣布了军委指令，并强调了这次行动的重大意义，提出政治干部要向部队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振奋全体指战员准备投入反攻的战斗精神，树立胜利的信心。我回到队里，立即根据罗主任的指示召开了支委会，研究整个行动计划。接着开了党员、团员大会，宣布红军即将转移并传达布置了上级的部署之后，我根据党支部的意见，向党员、团员郑重地提出：
第一，要在行军战斗中以身作则，克服困难，巩固部队，加强团结，发扬友爱精神，保证一个同志也不掉队，保证电台安全。
第二，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每人每天要写三条标语。
第三，开展扩红活动，每个党员、团员在一个月内要完成扩充一名新战士的任务。
第四，遇到困难，党员、团员都要做解释工作，使全队同志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还要及时向组织汇报自己的工作。
然后，又召开全队军人大会，由我向所有同志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和要求。
党员、团员们无条件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纷纷向支部表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流血牺牲，为电台争光，为实现反攻胜利奋斗。在党员、团员带动下，全队同志士气高昂，抓紧时间捆铺草，上门板，打扫院子，归还物品，个个忙个不停。报务员、机务员把电台的所有器材擦了一遍又一遍，检查了一次又一次，连个小螺丝钉也不放过。很快，全队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人人整装待发，只等一声号令。
那时，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红军主力东奔西驰，与敌人殊死血战，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者指挥下，纵然付出惨重代价，也无法阻遏敌“围剿”军向我根据地腹心推进。眼看败局已定，在根据地内线打破“围剿”已经不可能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只得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逃跑主义的突围。为此，早在7月间，就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减弱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8月间，又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探索突围方向；9月21日，决定以成立不久的21、23两个师合编为红八军团，为全军最后突围做准备。
我们到达龙口圩的夜里，正好下了一场细雨。清早起来，天高气爽，视野宽阔，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山村就像刚洗过澡似的，格外明净清新，山上树木苍翠，河里碧水清澈，金黄的稻谷、雪白的棉花点缀着田野，像一幅五彩缤纷的美丽的画卷，根据地人民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可是，谁能想到，这就要到手的丰硕果实却将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断送掉。
在这种形势下，红八军团组建工作十分仓促。这个新军团以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唐浚（后为毕占云）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起初，军团未设直属队，以21师司令部为军团司令部。军团机构也很不健全，我只记得有组织部部长甘渭汉、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段达明，我是无线电队政委兼任党总支副书记。
年轻的红八军团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按照军委的命令，红八军团在兴国运动防御阻止敌人向古龙岗前进，并将独2团、独3团配属红八军团。在21师正面，是敌人的主力59师及93师，兵力是我军的数倍之多。因此，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一些阵地几度易手。我们的战士多数是参军不久的根据地青年，尽管缺乏战斗经验，斗志却很高昂。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部队伤亡很大，但是，几天的激战，敌人未能前进一步。1934年10月7日，我们接到军委命令，遂于当日撤出阵地，赶到古龙岗隐蔽待命。
在古龙岗，全军团进行了休整。不久部队向雩都集中，供给部门下放的装备运来了，部队立刻“阔气”起来，每人从头到脚都是一身新，弹药能背动多少就发多少，还发了许多日用品。对于供给部前所未有的“慷慨”，同志们既高兴又纳闷。有经验的老兵议论开了：“准是要去打大仗”“一定是开始反攻了”，新入伍的小鬼们也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实际上，我们电台的干部知道得很清楚，形势已经很紧急了。北路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宁都、石城；东路的敌人也从连城、清流一线向瑞金逼近。这时，我们电台也接到了新的指示：日夜开机待命。这意味着眼下进入了非常时期，越发证实了同志们的猜测。
1934年10月16日夜里，我和衣躺在床上想要休息一下，刚刚闭上眼睛，就被急匆匆闯进来的值班通信员叫起来：“政委，军委发来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我翻身跳下床，唤起已经睡着了的译电员，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去。十万火急，是最紧急的电报了，我到电台四年也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这份电报一定有着特殊的分量。
在明亮的灯光下，报务员紧张地抄收着电报。抄完一页，我就接过来交给译电员，让他赶快译出来。我一看译出来的电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电报中提出红军要突围，要离开中央根据地。可是，这清清楚楚的字迹，使我不能有丝毫的迟疑，电文译完，来不及登记就急忙赶到军团部。当夜，军团首长要各单位迅速做好出发准备。我们无线电队也接到了通知。
第二天，军团政治部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罗荣桓主任向到会干部宣布了军委指令，并强调了这次行动的重大意义，提出政治干部要向部队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振奋全体指战员准备投入反攻的战斗精神，树立胜利的信心。我回到队里，立即根据罗主任的指示召开了支委会，研究整个行动计划。接着开了党员、团员大会，宣布红军即将转移并传达布置了上级的部署之后，我根据党支部的意见，向党员、团员郑重地提出：
第一，要在行军战斗中以身作则，克服困难，巩固部队，加强团结，发扬友爱精神，保证一个同志也不掉队，保证电台安全。
第二，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每人每天要写三条标语。
第三，开展扩红活动，每个党员、团员在一个月内要完成扩充一名新战士的任务。
第四，遇到困难，党员、团员都要做解释工作，使全队同志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还要及时向组织汇报自己的工作。
然后，又召开全队军人大会，由我向所有同志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和要求。
党员、团员们无条件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纷纷向支部表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流血牺牲，为电台争光，为实现反攻胜利奋斗。在党员、团员带动下，全队同志士气高昂，抓紧时间捆铺草，上门板，打扫院子，归还物品，个个忙个不停。报务员、机务员把电台的所有器材擦了一遍又一遍，检查了一次又一次，连个小螺丝钉也不放过。很快，全队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人人整装待发，只等一声号令。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