嘹亮的军号声唤来了黎明，我睁开眼睛，一片金色的阳光已经在山顶上闪耀着。山谷中，仍然是黑蒙蒙的，茂密的树林团团覆盖着幽深的峡谷，除了山，还是山，没有一块平地。几天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行进。
　　过湘江以后，我们红八军团先于胡岭一带负责警戒全州的桂敌。1934年12月6日，又奉命同红五军团扼守老山界各隘口。老山界，地图上称为越城岭，耸立在湘江西岸，是湘、粤、桂边有名的五岭之一，最高峰海拔2100多米，上下八十余里路，所谓路，也仅仅是悬崖绝壁间的羊肠小径，远远望去，像一条细长的带子，伸向山巅，坠入峡谷，曲曲弯弯隐没在丛林深处。这里地势险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军居高临下，以要道隘口为屏障，使敌人不敢轻进。第二天，我红五、八军团移驻唐洞，仍以一部扼守老山界隘口，迟滞敌人并破坏来路。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胜利地翻过老山界，赶上了主力。
　　过了老山界，山势未见平缓。路，越走越陡；山，越爬越高。前边，仍是一望无尽的群峰。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苗族聚居区，人们都叫它大苗山。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族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这些苗胞跑山极快，有的前卫部队看到人影，三转两转就再也找不见了。出发以来，罗荣桓主任一再强调要各单位注意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我们无线电队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错，几次受到军团政治部的表扬。可是，在苗山上，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连续的山地行军，使同志们相当疲劳，最糟糕的是粮食也快吃光了。昨天晚上，司务长把保存了几天的一块猪肉拿出来，加上红薯，做了满满一大锅肉烧红薯，全队同志香甜地吃了一顿。大家吃得高兴，只有司务长在暗暗发愁：明天要是再找不到老百姓，我们就真要断粮了。
　　早上，我咬了咬牙，让司务长把最后的一点粮食也拿出来，煮了稀粥。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稀粥啊，除去稀稀拉拉可数的一点大米和切得碎碎的红薯，比清水汤稠不了多少。一些战士喝了四五碗，把肚子灌得圆圆的。不管怎样，毕竟算是吃过了早饭，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出发后，大家的情绪很高，欢笑声此起彼伏，几个兴国同志还兴致勃勃地哼起兴国山歌来。看着同志们个个生龙活虎的神气，我也受到了感染。是啊！血染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之后，敌人的威胁被暂时地摆脱了，后面的追兵被甩得很远，高山密林也使敌人的飞机失去了威风。眼下，同志们流露出来的胜利的情绪，不正是我们用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吗？
　　山路，依然是那样陡峭，同志们挑着沉重的器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着。不一会，都大汗淋漓，不停地喘着粗气，每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气力。刚才的欢笑声渐渐消失了。队伍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在一块开阔地前，我停下脚步，担心地望着正在攀登着的同志们。突然，一阵争吵声传入我的耳朵。“给我，排长。”“不，还是我挑。”“排长，我能行。”“服从命令。”运输排刘排长声音一下严厉起来。声音消失了，刘排长挑着担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后面，一个年轻的战士撅着嘴跟上来，一见到我，那个小战士就振振有词地告起排长的状来：“政委，出发时排长讲的和我轮番挑机器，可是，到现在连担子边都不叫我碰一下，这，这合理吗？”这小鬼委屈得几乎掉下眼泪。我看看刘排长，他只是用毛巾擦着汗津津的额头，站在那里笑着，说：“我行啊，路还长着呢。”手里紧紧地握着扁担，扁担两头结结实实地拴着收发报机。看情形，这副担子他非要垄断不可了。一路上，运输排不知吃了多少苦，可器材却毫无损坏，只是在过湘江时掉在江里一副双电池。为这事，刘排长自责得比谁都厉害，这是多么强烈的责任感啊。从那以后，每次行军，他都不声不响地把收发报机挑在肩上。谁都知道，这副担子，是整个电台的灵魂。对于这场争论，我没有表态，只是对刘排长说了一声“在这里休息一下”，便匆匆拔腿向军团部走去。
　　昨天晚上，我就听说军团卫生部担架队要解散，这消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过湘江后，我们电台也减员不少，器材又这么多，这么笨重，如果能够给我们补充几个人，就解决大问题了。运输排减少了十来个人，沿途又无法找挑夫，实在拖得疲惫不堪，不及时采取措施，很可能不出苗山就会被拖垮，同军团首长去说一下，兴许会给我们几个人，我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到了军团部，他们也在休息。我找到黄甦政委，开口就把路上想好的理由一条条摆出来，谁知，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发起火来，“这几个人补充战斗部队都不够，哪能给你们？告诉你，一个人也不给，如果把电台丢了，我杀你脑壳。”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我不免有些懊丧。看到我失望的神情，罗荣桓主任笑了：“袁政委，电台的同志是很辛苦，可是，连队更需要人呀。”道理我是清楚的，连队多一个战士，打起仗来前线就添一份力量。和他们相比，电台再重要毕竟还不是冲锋陷阵。可是，我们的处境也实在困难。接着，罗主任又说，“你们无线电队出发以来一直是军团的模范单位，领导上相信你们，你也要相信电台的同志们，只要讲明道理，我们的红军战士都能以一当十，克服任何困难的。”
　　罗主任的一番话，一下子使我开窍了。对呀，把困难摆到大家面前，群策群力，依靠大家来想办法，一定能把电台运出苗山。
　　回到电台休息的地方，我就把干部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出谋划策。大家沉默了会，认真考虑着眼前的问题，运输排长第一个打破了沉默：“电台是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排人虽然少了，但是我们要一个人挑两个人的担子，就是爬，也要把器材带走。”靳子云同志接着说：“运输排是最吃力的，现在应该集中全部人力保证运输排的任务。”他的建议，得到了监护排长的赞同。很快，大家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抽调人员加强运输排的力量，号召党、团员带头克服困难。这时，司务长又提出来粮食问题，这一下，刚才兴奋的情绪又低落下来。是的，两天来，一到休息的地方，司务长就带着人到处设法搞粮食，可是，没有找到苗族群众，有时路旁的粮食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有钱买不到粮食，实在让司务长为难。“我看，粮食问题必须赶快解决。队伍出发前，先派几个人到前面去搞粮食，搞不到别的，搞些红薯也好；来不及煮，就吃生的，搞到粮食就在路旁等候部队。”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才使我发觉，罗荣桓同志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身边。他的意见，立刻得到大家的拥护。开完会，司务长就带着几个炊事员提前出发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