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整装出发时，我又一次做了动员，提出了“人在器材在”的要求。在党、团员带动下，同志们纷纷要求参加运输排的工作，个个争先恐后，这么一来，倒让刘排长作难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要出发的时候，一向话不多的通信员小赖突然拉住我：“政委，我也要当个运输员，为电台贡献力量。”这个小鬼身体瘦小，怎么挑得动机器？我没有理他。他见我没有答应，更着急了：“政委，别看我个子不高，可是在山里长大的，爬山可是个行家！再说，我也要向党、团员同志学习呀。”望着他那满含期望的目光，我只好点了点头。他立刻一跳老高，敬个礼，转身就跑。“回来！”我喊住他：“到排里要服从领导，不许逞能。”他笑了笑，答道：“是！”“还有，把你的枪和挎包留下来。”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政委，你的担子够重的，我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说着，一溜烟地追赶队伍去了。望着他那一蹦一跳的身影，我心里热乎乎的，有这样的战士，还有什么困难不被踩在我们的脚下呢？
　　中午，我们开始向顶峰攀登。面前是高耸入云的峭壁，抬头看去，帽子险些掉下，再向上只能在嶙峋的怪石间择路而攀。同志们早已饥肠辘辘，全凭着顽强的意志，一寸寸地向上攀登。大家把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最后一点应急干粮，这时都集中起来，让挑器材的同志添一点力量；有的同志甚至把脚上穿的草鞋脱下来送给打赤脚的运输员。为了保证器材的安全，每个运输员的身后都有一两个同志当“保险”。山路崎岖，大家就把器材捆在背上，有的则紧紧搂抱在怀里，犹如母亲照料襁褓中的婴儿一样。有一个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就背着器材一点一点往上爬，直到昏过去，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们的这些运输员，真是个个都称得起英雄好汉。
　　正是凭着这种团结友爱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我们胜利地越过了山顶。站在山顶上，像是上了蓝天，一片片白云在脚下飘过，绵延西向的群山在眼前起伏，胜利的欢慰犹如林涛海啸，激荡在我们心中。饥饿和疲劳连同这八十里大山一道，被红军战士战胜了。
　　下山路上，两个炊事员已经等在路旁，一大箩筐的红薯放在身边。这真是雪中炭呀。同志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生红薯，嗬！又甜又脆，既解饿，又解渴。我问这两个炊事员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红薯？他们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昨天夜里，前面部队驻在山上的一个苗寨。深夜，寨里突然四处起火，我们的同志在救火时抓住了三个冒充红军放火的家伙，一审问，原来是敌人派来搞鬼的，他们妄图把放火的罪责嫁祸给红军，却被警惕的红军战士抓住了。于是，我们的同志连夜在村里召集苗族同胞，让这三个放火者自己向大家交代了敌人的阴谋。反动派的罪行和红军奋不顾身救火的生动事迹教育了苗族群众，红军又送给了全寨受灾的苗胞许多白洋。这一来，苗族群众把红军当成了救命恩人，纷纷把藏起来的粮食拿了出来，一些青年还要求跟着红军打反动军阀，我们的司务长赶到那里，几乎没有费劲就买到不少粮食，还找到了挑夫。……两个炊事员绘声绘色地述说，把大家都吸引了过来。愚蠢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然帮助红军把群众动员起来了，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知是谁喊了起来：“走啊，下山吃大米饭喽！”队伍欢笑着向山下跑去。
　　下了山，天已经黑了，到处升起了炊烟。这情形，使我想起了三天前在老山界上的一件事。那天，我们翻过山顶以后，部队休息了。我看到路旁的地上堆了几块石头，上面架着一只茶缸，旁边有一位同志正跪在地上用双手拣着干草，填在石块中间，又划着一根火柴，引着了柴草。借着火光，我发现这位同志原来就是刘少奇同志。他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时跟随我们红八军团行动。过去，他曾到电台讲过几次话，我们对他很熟悉了：“首长，你为什么不叫警卫员帮你弄呢？”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微笑着说：“这点事情我会做，也能做，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来做呢？”望着那越烧越旺的火苗，他又说：“你看，这不是很容易吗？到处都是干柴，有一点火种就可以点燃。毛主席不是讲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少奇同志的话，像是在我心中燃起了一团火。我激动地向他敬了个礼：“首长，请你放心，我们的同志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成为革命的火种。”少奇同志信任地点着头，紧紧地同我握了手。夜幕中，那一堆堆耀眼的篝火在我眼前跳动着，把苗岭映得通红。我们红军不正是革命的火种吗？这火种是任何反动派也无法扑灭的，迟早有一天，革命的烈火一定会冲天而起，烧遍整个中国。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红一方面军终于越过了山峦起伏的五岭山脉，到达了湖南境内的通道县，它位于湘、桂、黔三省的交界，也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我们这支部队已经相当疲劳，减员也较大，仍然处在敌人围追堵截的威胁下。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斗力被严重地削弱，再和敌人去死打硬拼，全军将面临险境。可是，“左”倾错误领导者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与湘、鄂、川、黔边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上，想要部队按照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前的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挺进。
　　在红军主力突围之前，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已先从湘赣根据地出发，艰苦转战数千里，在贵州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随即由黔东向湘西挺进，开始了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新阶段。我红一方面军长征以后，红二、六军团为配合我军行动，于1934年11月至12月间先后攻克永顺、大庸、桑植，进占桃源、慈利，围攻沅陵，威逼常德，使蒋介石手忙脚乱，不得不从围追红一方面军的战线上调遣部队北援。这些胜利的喜讯传来，使我们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可是，蒋介石此时也已判断我们必然要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很快就在我军前进方向集结三四十万重兵拦截我军，从而达到其一举歼灭红军主力的目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我看到军团首长一个个双眉紧锁，脸色显得特别焦急。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以来，由于强敌追堵和“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一直未能摆脱被动地位。一路上，都是靠部队死拼硬打，几乎天天都要同敌苦战。我们红八军团在湘江东岸几乎陷于绝境之中，虽然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血战终于渡过了湘江，可是，一个团只剩下一个营的人数，全军团原有的近万人折损过半。回想起长征出发时那浩浩荡荡的队伍，看着眼前的情景，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带来的恶果。也许我们电台的同志知道的情况多些，这种不满情绪已经公开化了。部队中要求改变现行领导状况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