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一军团1师1团1935年5月17日攻占德昌，俘敌二百多人。以后我们与五军团一起向西昌进发，到西昌城边，侦察得知，西昌城高三丈，而且很坚固，城内有刘文辉部守敌四个团和一部分彝族士兵，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绕道通过西昌，20日进抵泸沽。
　　这时候，中革军委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我，他任司令，我任政委，带领一军团第1师的第1团、一个工兵排和无线电台，再加上萧华同志的一个工作队，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接命令后，我和刘伯承同志就率领先遣队继续向冕宁以北安顺场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左权、刘亚楼同志则带领第2师的第5团，经越西占领了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借以转移敌人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力。
　　先遣队的任务，通俗点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区，一定要将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顺利通过。
　　中革军委派刘伯承同志来，能和刘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当时那个地方的彝族是奴隶制社会，分为“ 白骨头”“黑骨头”，我都是听他讲的。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5月21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