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
　　1935年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其边沿就是冕宁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边。知道通过彝族区在当时民族隔阂很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很慎重，由工作队派丁伯霖同志专门去打听了情况，知道这里彝族有好几个部落。我们刚进彝族区，就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叫沽基家，一个叫罗洪族。这两个部落当时正在“打冤家”。我们一到就听见几声土炮响，一打听，原来就是他们两家在那里打。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所以对我们表示友好。而罗洪族则跟我们敌对，想袭击我们，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把他们吓跑了。我们当然无意于去支持这一方打另一方。可是，当时为了通过彝族区，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丁伯霖同志便把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请了来，由刘伯承同志出面，与他边喝酒边谈判，谈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办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对方提出，要求结拜为金兰之盟，还拿了一只公鸡来，在湖边上宰了，伯承就和小叶丹喝了鸡血酒，从而打开了一条通过彝族区的道路。当时我也在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哪个不忠实，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最后达成了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我们过彝族区。但此时已经中午过后，我听说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于是我和刘伯承同志商量，虽然与沽基家已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到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像当年司马懿似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这是彝族和汉族交界、两族杂居的小集镇，我们就在那里宿营。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护送我们向彝族区进发。我们进到彝族区，有别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高大，样子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通过不久，我们带的那个工兵连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我们规定不准开枪，彝民也只是掳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士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于是我们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我们走在半路上，还遇到过国民党冕宁县的县长，带着他一家人，被剥得光光的。见了我们，跪下来，要我们救救他们，说都是汉人，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时，大家对国民党都很恨，就没有管他。之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与沽基家首领继续保持联系，因此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这多亏了刘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与我们通过彝族区的同时，恰好左权、刘亚楼同志带领5团，经过冕山以后，把越西县城打开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也被我们释放了，这也有助于我们顺利地通过彝族区。
　　求得顺利通过彝族区的目的，在于早日出敌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使红军能从安顺场渡过河去。1935年5月24日我们到达安顺场。
　　夺取安顺场的任务，当然由我们先遣队来承担，具体任务又落在了1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1团指定1营为前卫营，营长为孙继先。渡河的那天晚上到24日晚上，我和刘伯承同志为了检查渡河部队的准备情况，冒雨到了前卫营。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个刚缴获不久的法国造手电筒给刘伯承同志照路，因为他眼睛视力当时就已经比较差。那时驻守安顺场的两个连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以为还有几天路程呢，很麻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很快就肃清了。河水轰轰隆隆的巨大咆哮声，淹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觉。
　　我和刘伯承同志进到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住的棚子里，把1营营长孙继先找来，刘伯承同志仔细地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然后进一步给他明确了任务，指示了注意事项。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动员部队，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