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战役中，红军在三天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八个团、蒋军吴奇伟两个师，缴获枪支1000支以上，捉到2000多名俘虏。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指战员们走得那么苦，一下子打了个大胜仗，又是唱又是跳，两三天不想睡觉，那股高兴劲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敌军狼狈不堪，当时，我和彭总站在娄山关石碑的坡上，但见那些俘虏早已把枪甩得远远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垂头丧气地向指定的方向集中。吴奇伟呢？在突然遭到红军夹击时带了一个团仓皇掉头渡过乌江，下令砍断浮桥的保险索，把1000多名官兵甩在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兵败如山倒，那时真看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扎西整编后的四个整团，只有一个团仍能维持原来的编制，每个连只有五六十人。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到重庆督战。他判断红军将乘胜直奔“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指挥驻川黔各军，严密封锁乌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局势相当严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在这次战役中特设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为了免受敌军的夹攻，3月16日，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这一来，又把蒋介石的近50万兵力吸引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20日傍晚，前敌指挥部断然决定：“出敌不意，折而向东”，闪电式地限3月21日夜四渡赤水。五天之内，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高强度的运动战中，突出重围，把敌军甩在赤水河西。那确实是神来之笔！
　　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记得1月初，三军团北上时曾在茶山关、桃子台渡过乌江，那里江面的宽度只有一百至一百五十米，如果利用沿江的竹木架设浮桥，用四至六小时就可以架成。25日晚，我们将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夜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3处架设浮桥过乌江。蒋介石的四五十万重兵又被远远甩在后面。
　　过了乌江后，我们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迅速推进到贵阳东北地区。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城内督战。1935年3月24日，他从重庆飞抵贵阳时，在“训话”中宣称：“要紧缩包围圈，与红军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怎么也想不到，相隔不到十天，贵阳城外竟贴出红军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在薛岳率领的中央军渡乌江北上后，贵阳地区只留下四个团的兵力，守备城防的不足两个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急忙调滇军孙渡纵队兼程赶来，并且判断红军可能向黔东的黄平、施秉推进，同二、六军团会合于新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立刻部署湘、桂军在那个方向堵截，又调吴奇伟纵队向东疾进。4月7日，我前敌司令部又一次作出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决定，命令三军团以一个团佯攻贵阳，引开敌人，这个团推进到离贵阳只有十五里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贵阳了；主力却乘隙从贵阳、龙里之间穿越湘黔公路迅速南进。“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只是我佯攻部队的虚张声势。一时，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局面：敌军向东追，红军主力却悄悄地朝西南向云南疾进，双方正好背道而驰！
　　4月10日，前敌司令部为了争取先机，摆脱孙渡和吴奇伟纵队，命令红军西进到贵阳西南的广顺、长顺集结。彭总对此十分赞赏。我们仔细研究了西进的地形，认为广顺以西三十里，地势起伏，尚可作战；再往西直到北盘江畔，尽是峻峭的石山，同敌军作战容易陷于对峙局面。4月13日，我们致电朱总司令转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今富源）、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理由是：平、盘两县是黔滇咽喉，四面都易出击，我军入滇后将推进改为疾进，回旋余地更大，使敌难以封锁；而且，追敌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与地方有摩擦，他们离后方越远困难越大，更易为我军战败。因此，目前我军“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我们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
　　中革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刻在北盘江架设浮桥。4月18日，三军团渡过北盘江，改推进为疾进，占贞丰，取兴仁，入普安，几乎每天打下一个县城。4月22日，和一、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会合，第二天到达黔滇边的盘县。4月24日，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省境。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布北渡金沙江的指示时，我们已经过沾益，到达寻甸。5月4日，以每昼夜八十公里的速度赶到军委指定的金沙江畔的洪门渡。5月9日，在西边的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南重镇会理进发。
　　我们西进路上，因为黔滇两省的敌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守备地方的多是民团，几十条枪，一打就跑，红军的士气越来越旺盛。打开一个县城，总有点东西可以没收，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一到云南就好了，生活也大大改善了。特别是云南的地主，仓里藏的不是稻谷，而是大米，拿来一淘一煮就行；火腿很多，用刀四面一切，只吃中间最精美的一块；宰了猪，中间挖两块最好的肉，吃了就走，后面来的部队就有意见，因为留下来的肉都臭了。但那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急着赶路，哪有时间精心处理这些事啊！
　　敌人的地面部队赶不上我们，便派飞机来捣乱。1935年4月底，我们进军到沾益县的白水镇以东地区，突然来了七架敌机。那里是开阔地，四周没有遮掩物，田野上的麦子也长得只有一尺多高。军号一吹，部队就地散开，各找各的地方隐蔽。我匍匐在一个深坑里，头在里面，腿有一些露在外面，上面有一棵小树，身旁是两个侦察员。突然一个炸弹开花，接着又是第二个… …这时，我感到小腿上被什么东西捶了一下。待敌机飞走后，我从坑里站起来，只见右肢的绑腿被打烂了，鲜血不停地从绑腿布上渗出来。身旁的侦察员被弹片从背上穿过，再也没有站起来。我试着迈动右腿，还可以，但走了几步就不行了。有人就喊：“政委负伤了！”“政委挂彩了！”尘埃落定，彭德怀同志便带着担架队过来了。担架抬着我走不多远，敌机又来了，我被抬进水沟里卧倒。这次敌机连续轰炸，我们因为地形不利伤亡了三百多人，组织部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部长刘志坚都负了伤。当天，一个俘虏过来的军医给我开了刀，三块弹片，取出了两块，另一块进得很深，只好留在肌肉里。碗口大的伤口，用灰锰氧水洗一洗，塞点药棉，包扎后继续随军行动。当天下午，这个医生就跑掉了。这是我从广昌战役后的第二次遇险。后来，战士们想出了新点子，在重机枪的枪筒前面，加一个土制的十字架，敌机俯冲时对空射击，果然打下了两架敌机，一、三军团各打下一架。我们审问被俘的飞行员，怎样找目标？他说：哪里马多就往哪里炸，因为当官的才骑马！我们就和伍修权开玩笑，说他和李德暴露目标，因为李德骑的是匹白马，特别显眼！在延安时，我请医生查一查，是否需要再开刀？医生说，弹片已在肌肉里，开刀没意思。所以这块弹片至今留在我小腿里作为纪念，但伤疤已经很小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