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伤后，李伯钊突然来看我，令我喜出望外。离开中央苏区时，伯钊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三十多位女同志在一起，领导人是董必武和徐特立同志，随中央卫生部行动。一路上，她在行军队伍中前后奔走，做宣传鼓动工作；到宿营地时，又到驻地群众中做社会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甚至筹粮管伙食。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在湘江畔，在老山界，都能听到她的歌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徐特立、成仿吾和伯钊都被选为文教委员会委员。过了北盘江，中央纵队和我们会合了，但三军团急于向云南进军，我们没有机会见面。这一次她为什么会那么快来三军团看我呢？伯钊说：周副主席得知你们在空袭中损失比较大，立即派出了救护队，要她马上带着担架队，前来参加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彭德怀同志说：“谢谢首长的关心。”接着风趣地问：“周副主席派你来还有别的原因吧？”伯钊不好意思地说：“周副主席说，尚昆同志也负了伤，要我代表他表示慰问，并帮助照看他。”彭总说：“这就对头了，你赶紧去照看杨政委吧！”
　　见了伯钊，我当然高兴，对恩来同志的关怀十分感谢。我告诉伯钊受伤的经过，指着伤口说：“伤势不重，已经处理好了；你来了正好，看看我们部队的情况，回去报告军委首长，请他们放心。”当时，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都让伯钊留下来。我说：“部队快要过金沙江了，各有各的任务。”伯钊说：“你们对老杨的照顾比我好，我来看一看就放心了。我得回去。”说着，她就领着担架队回中央工作团去了。
　　伯钊第二次来看我是渡过金沙江以后，那是在会理城郊，部队正进行小休息，准备攻城。她带着宣传队下炮兵团的连队教唱歌。彭总、叶参谋长和我正在研究攻打会理城，见伯钊来到军团部，彭总打趣地问：“你的情报为啥这么准，一下子摸到我们军团部来了？”伯钊看着我直笑，我只好向彭总“坦白”：伯钊刚好在军团部对面的一个连队教唱歌，听到她的歌声，我便约她来了。彭总说：“那我就不‘追究’了。”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包冰糖来招待客人。听说我们将要攻打会理城，伯钊抓住机会对彭总说：“军团长，我请求参加打会理城一仗。”彭总说：“我没有带过女兵，再说，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你要上火线，得请杨政委批准。”我便替她央求说：“文艺兵也要体验一下真正的战斗生活，请你高抬贵手，批准她的要求吧！”彭总这才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只准在指挥所观战，不准到前沿去。”满足了伯钊的要求，她比什么都高兴。最后，彭总诙谐地说：“牛郎织女，战地相会，有什么悄悄话，你们抓紧说吧。战斗一打响，可就没空说了！”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屡攻不克。
　　1935年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当天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被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彪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彪）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 三人团”。涉及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刘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刘少奇同志签发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4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刘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在刘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来源：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