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做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一去就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入问题上当场申辩。但是，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闻天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克诚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地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彪、彭德怀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声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到1959年为止的二十四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四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声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林彪，又缄口不再讲这件事。《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会理会议最后决定：停攻会理城，挥师北上，渡大渡河，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