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 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就天天一边行军一边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王稼祥同志利用各种机会，找了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
　　正是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不久，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刘少奇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会议。李德也被通知出席，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两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同志，他作了一个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是批评博古的，因此被后人称为“反报告”。
　　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发言。像通常一样，他总是慢慢地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他同志也大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大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我也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等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导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由中央正式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权，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接着，又在随后的战斗行军中，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