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3月24日
关于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时，党中央机关（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我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的中央首长。当时，随我们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主要是批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我当时就感到，他们正在酝酿着什么重大的问题。
我同张闻天同志开始相识是在中央苏区。1933年张闻天同志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我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无理撤销湘赣苏区省委书记职务，也在任弼时、王震等同志保护和支持下调回毛主席身边。当时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宗派主义统治，极力鼓吹什么只有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因此，这些人在大家眼里也就特别显得盛气凌人。但其中有两位使人感到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位是王稼祥同志，一位就是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当时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由于他主持政府工作，而被实际上排挤出领导层的毛泽东同志，还保留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间，他同毛泽东同志不仅接触多，而且还很谈得来。在不少问题上张闻天同志与博古等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件事。
一是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的问题上，他针对博古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主张应同十九路军做某种形式的配合。二是对1934年广昌战役的问题，表示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战略的极大的怀疑和不满：无论在他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或谈话中，都曾正确地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归结为战略指挥上的失当，抨击了李德、博古“分兵把口”“堡垒主义”之类的错误主张。三是他能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此，张闻天同志曾把我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江西兴国、瑞金等地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查资料，归纳到他的文章中，写成苏维埃基层政权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方面吸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点。
后来，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的同时，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的书记职务绝不是偶然的。张闻天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
我和王稼祥同志最初相识也是在中央苏区。1931年，那时我是湖南省委常委，省委遭到破坏后，我到上海找中央汇报情况，被任命为湘赣省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就是王稼祥同志接待我的。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他向我谈起湘赣省委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在军事上要避实就虚，打击敌人的弱点。开始我总以为稼祥同志是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知识分子干部，理论上虽然有较高的造诣，可是未必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一席话后，才发现自己的看法错了，稼祥同志具有远见卓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符合当时革命的实际情况，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这使我肃然起敬。
1933年，我被不公正地撤销湘赣省委书记，到了中央苏区工作以后，同稼祥同志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从而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与王明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敬佩毛泽东同志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很多问题上都能领会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和正确主张。比如当时项英等人曾经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稼祥同志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就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稼祥同志对王明“左”倾路线搞的肃反扩大化，随便抓人杀人，是十分反感。当时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曾尽力设法保护过一些在“左”倾路线错误打击下受冤屈的同志。他在统一战线、俘虏政策等方面，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兵器专家王铮、医务工作者王斌等同志，都是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经稼祥多方设法才保护下来的。后来这些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对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解放后，王铮同志先后担任过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斌同志长期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对稼祥同志的许多见解和做法，我是由衷敬佩的。在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这正是他多年接受毛泽东同志的积极影响，同王明路线逐步划清界限的必然结果。
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当听了三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是十分振奋的。现在回想起来，直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王稼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
我同张闻天同志开始相识是在中央苏区。1933年张闻天同志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我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无理撤销湘赣苏区省委书记职务，也在任弼时、王震等同志保护和支持下调回毛主席身边。当时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宗派主义统治，极力鼓吹什么只有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因此，这些人在大家眼里也就特别显得盛气凌人。但其中有两位使人感到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位是王稼祥同志，一位就是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当时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由于他主持政府工作，而被实际上排挤出领导层的毛泽东同志，还保留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间，他同毛泽东同志不仅接触多，而且还很谈得来。在不少问题上张闻天同志与博古等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件事。
一是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的问题上，他针对博古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主张应同十九路军做某种形式的配合。二是对1934年广昌战役的问题，表示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战略的极大的怀疑和不满：无论在他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或谈话中，都曾正确地把这次战役的失败归结为战略指挥上的失当，抨击了李德、博古“分兵把口”“堡垒主义”之类的错误主张。三是他能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此，张闻天同志曾把我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江西兴国、瑞金等地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查资料，归纳到他的文章中，写成苏维埃基层政权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方面吸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点。
后来，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的同时，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的书记职务绝不是偶然的。张闻天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
我和王稼祥同志最初相识也是在中央苏区。1931年，那时我是湖南省委常委，省委遭到破坏后，我到上海找中央汇报情况，被任命为湘赣省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就是王稼祥同志接待我的。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他向我谈起湘赣省委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在军事上要避实就虚，打击敌人的弱点。开始我总以为稼祥同志是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知识分子干部，理论上虽然有较高的造诣，可是未必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一席话后，才发现自己的看法错了，稼祥同志具有远见卓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符合当时革命的实际情况，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这使我肃然起敬。
1933年，我被不公正地撤销湘赣省委书记，到了中央苏区工作以后，同稼祥同志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从而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与王明等人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敬佩毛泽东同志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很多问题上都能领会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和正确主张。比如当时项英等人曾经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稼祥同志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就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稼祥同志对王明“左”倾路线搞的肃反扩大化，随便抓人杀人，是十分反感。当时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曾尽力设法保护过一些在“左”倾路线错误打击下受冤屈的同志。他在统一战线、俘虏政策等方面，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兵器专家王铮、医务工作者王斌等同志，都是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经稼祥多方设法才保护下来的。后来这些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对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国解放后，王铮同志先后担任过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斌同志长期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对稼祥同志的许多见解和做法，我是由衷敬佩的。在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这正是他多年接受毛泽东同志的积极影响，同王明路线逐步划清界限的必然结果。
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当听了三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是十分振奋的。现在回想起来，直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王稼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