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3月25日
长征：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上）
从1934年10月16日踏上长征之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我作为红一方面军三十位女战士之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征程，跋涉了三百六十九天。这是永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回想起来，无数悲壮的场面、惊险的经历，历历在目。长征途中种种复杂的斗争，也深深刻在我的脑际。长征精神，对于我自己是一种永不枯竭的鼓舞力量。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雩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主席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雩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雩都扩红突击队长。
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眼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雩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雩都到瑞金一百八十里，一天就赶到了。到那里我才知道，所谓“ 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听人说，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好像是在作大转移的动员。因为文章中说我们要依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斗争方式，必要时要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以保持军队的有生力量。还说，国内战争是长期的，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等等。我顾不得找报纸看，立即到少共中央局（我那时是组织部长），得到凯丰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凯丰的信上写明，少共中央局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马、有警卫员。走的人每人可以带二十斤行李。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也就明白了。陈丕显同志当年才十七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丕”，准备调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他很想随大家一起走，但名单确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希望走。
我去见罗迈，替阿丕请求。罗迈听了，脸一板，说：“凯丰的条子呢？”我连忙拿出来，他叫“烧了”，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谁也不能改变。
那时，罗迈管组织，高级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恩来、李德）讨论（罗迈一起参加）决定的。中层干部由各单位负责人根据规定的人数提出名单报给罗迈。
我为阿丕请求碰壁，回来只能劝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样的，你年纪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坚持吧。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就这样，陈丕显留下，坚持赣南游击战。一别1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上海见面，这时阿丕已经是苏南区党委书记了。
安排好工作，我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同稼祥同志在准备担架呢。他见到我，挺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他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我问他身体可吃得消，因为毛主席9月在雩都患疟疾，很严重，刚刚恢复，身体相当虚弱。他说：“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他还打趣说：“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我笑着说：“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我们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我，让我在“ 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按照干部配备，我当时有马，还有一个警卫员。随身带的东西就是毯子、换洗衣服和大约够吃十天的口粮，都放在马鞍子上。腰间皮带上别一支小手枪，挂一个白搪瓷缸子。我骑在马上随着队伍向雩都前进。周围是一片熟悉的景物。这一年里，我已经在瑞金到雩都这条路上来往几趟，红色土壤里青青的秧苗，已经变成成熟的稻谷，可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离开这块土地了。
雩都河上，工兵已经架好了浮桥。我们的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陆续从浮桥上通过，向西前进。
“ 红章”纵队是一支少见的庞杂的队伍。这里有贺诚同志领导的二梯队，主要是野战医院，还包括休养连。这个特殊连队中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邓大姐患肺结核吐血，只能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还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也都在这个连里。第三梯队是叶季壮担任司令，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还有各种文件、档案，以及对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库——用驮子或挑子装起来的金银财宝。虽然有一些牲口，但搬运任务主要是由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招募的挑夫承担。
这真是一次大搬家。但出发的时候组织得不错，行动缓慢，然而有秩序。因为是在根据地的地面上走，所以也没有什么损失。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江西雩都，考虑着该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突然，毛主席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他到赣南省委来巡视，住地离雩都县委近，我经常去请示、汇报工作。毛主席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我不知道“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罗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是出名的“铁的纪律”。他亲自抓扩大红军的工作，我是他任命的雩都扩红突击队长。
毛主席见我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我心里正在嘀咕，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他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露出神秘的眼色，可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意识到“特别任务”就是突围，就是撤离苏区。
过不多时，电话铃响了，是罗迈来的电话，通知我快回瑞金。我说：“雩都扩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说：“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别任务，你快回来。”
我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回瑞金。
雩都到瑞金一百八十里，一天就赶到了。到那里我才知道，所谓“ 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听人说，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好像是在作大转移的动员。因为文章中说我们要依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斗争方式，必要时要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以保持军队的有生力量。还说，国内战争是长期的，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等等。我顾不得找报纸看，立即到少共中央局（我那时是组织部长），得到凯丰留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要我安排。凯丰的信上写明，少共中央局机关谁走、谁留，走的人中哪些人有马、有警卫员。走的人每人可以带二十斤行李。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走的叫上前方，留的叫在后方。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走的同志接到了通知，哪些人留下坚持游击战，也就明白了。陈丕显同志当年才十七岁，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丕”，准备调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他很想随大家一起走，但名单确定他留下。阿丕向我表示，希望走。
我去见罗迈，替阿丕请求。罗迈听了，脸一板，说：“凯丰的条子呢？”我连忙拿出来，他叫“烧了”，说这是中央决定的，谁也不能改变。
那时，罗迈管组织，高级干部的走和留都是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恩来、李德）讨论（罗迈一起参加）决定的。中层干部由各单位负责人根据规定的人数提出名单报给罗迈。
我为阿丕请求碰壁，回来只能劝慰他：“前方和后方是一样的，你年纪小，又是本地人，便于隐蔽，留下坚持吧。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就这样，陈丕显留下，坚持赣南游击战。一别1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上海见面，这时阿丕已经是苏南区党委书记了。
安排好工作，我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同稼祥同志在准备担架呢。他见到我，挺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他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我问他身体可吃得消，因为毛主席9月在雩都患疟疾，很严重，刚刚恢复，身体相当虚弱。他说：“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他还打趣说：“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我笑着说：“我又不是病号，又不是伤员，我骑着马跑，神气哩！”
就在回到瑞金之后的第三天，我们踏上了征途。
出发前，罗迈找到我，让我在“ 红章”纵队当巡视员，跟司令部一起走，管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那时除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司令员是罗迈。
按照干部配备，我当时有马，还有一个警卫员。随身带的东西就是毯子、换洗衣服和大约够吃十天的口粮，都放在马鞍子上。腰间皮带上别一支小手枪，挂一个白搪瓷缸子。我骑在马上随着队伍向雩都前进。周围是一片熟悉的景物。这一年里，我已经在瑞金到雩都这条路上来往几趟，红色土壤里青青的秧苗，已经变成成熟的稻谷，可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离开这块土地了。
雩都河上，工兵已经架好了浮桥。我们的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陆续从浮桥上通过，向西前进。
“ 红章”纵队是一支少见的庞杂的队伍。这里有贺诚同志领导的二梯队，主要是野战医院，还包括休养连。这个特殊连队中有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邓大姐患肺结核吐血，只能在担架上被抬着走，还有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也都在这个连里。第三梯队是叶季壮担任司令，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还有各种文件、档案，以及对红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金库——用驮子或挑子装起来的金银财宝。虽然有一些牲口，但搬运任务主要是由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招募的挑夫承担。
这真是一次大搬家。但出发的时候组织得不错，行动缓慢，然而有秩序。因为是在根据地的地面上走，所以也没有什么损失。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