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底，红军二占遵义城。第二天吃过早饭，邓小平同志邀我们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去逛街呀！”我们一帮子青年男女有说有笑地跟上小平同志一道到了遵义街上。
　　我同小平同志是1933年到了中央苏区之后才认识的。他是乐天派，再大的困难也不在乎。长征这一路上，艰苦得很，只要同小平同志他们在一起，就来劲。他态度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我们这一伙青年干部，在遵义街上逛，挺神气的。刚打了胜仗，大家情绪高。遵义街上，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一派喜庆景象。正走着，迎面遇到了闻天。闻天跟我们点头打招呼，喊我。我就过街走到闻天跟前。他说：“到我那儿去聊聊，好吗？”我说：“好啊！”就跟他到了中央队的驻地。
　　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朱德、恩来等红军将领住在黔军一个师长新造的豪华住宅里。遵义会议就在那里召开的。中央队毛、张、王住的是一个黔军旅长的房子，挺讲究的一座二层砖楼。二占遵义后，闻天还是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这回住的是平房，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相当宽敞。
　　我到了他们的驻地，不见毛主席，忙问：“毛主席呢？”闻天说：“他到前方去了。”
　　闻天招呼我进屋坐下。早春季节，天气相当阴冷，屋子里生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闻天吩咐警卫员彭健，去煮一点醪糟给我吃。
　　我们一向谈话比较随便，可这次谈着谈着就冷场了。我预感到闻天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我说。我们吃着甜中带点酸味的醪糟，沉默着。闻天终于开口了，他表示我们互相都了解。他希望不仅做一般的同志……表达得比较含蓄。当时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我对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从“敬爱”到“恋爱”，其间有一大段距离。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两个字。我当时很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这么一说，这个话题只好搁到一边去了。谈到战争、工作，气氛又恢复了常态。闻天要留我吃饭，我说：“罗迈抓得可紧了，出来久了怕不好。”这样，他就让彭健送我回去了。
　　说实在的，我的话虽然说得很绝，但我的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幕幕往事都涌上脑际。刚到中央苏区不久，是他来一个电话，喊着我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要打我的“土豪”；在中央苏区那座小楼的客堂间打乒乓球，总要喊：“刘英，来一盘！”第一次到雩都扩红，得亏收到他写给我们的长信，使我们没有在肃反工作上乱来；第二次扩红，毛主席在雩都打摆子，高烧不退，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来雩都，把毛主席的病治好了……这些事情，当时一点也不在意，这时回想起来，觉得闻天确实可亲可爱。不能否认，敬爱的感情确实在向恋爱转化。我不断警告自己，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讲恋爱、结婚的时候。这时婚后怀孕，对于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对于做母亲的感情上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多了。贺子珍怀了孩子，谁也没告诉，跟着队伍走，在长征路上生了，孩子只能撇在老乡家里。廖似光（凯丰爱人）在路上生了孩子，也只能撇下。这些孩子后来没有一个找到的。刘群先（博古爱人）说得俏皮：“行军中骡马比老公好！”这句笑话，说得很实在。我认准了：在征途上，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我不能选择后者。
　　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李富春当时是政治部代主任，地方工作部归他分管。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
　　我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富春笑呵呵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我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妹子的泼辣劲，所以富春笑我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影射闻天了。我知道富春和蔡大姐两口子也觉得我跟闻天合适。
　　我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主席问我：“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我说：“李富春呗！”
　　他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他们向我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正这么谈着，闻天回来了，他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
　　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秘书长。
　　朱老总、恩来同志常来开会。一般的会，碰个头，议论一番，也不做记录，正式开会才做记录。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写文件做记录是用毛笔、土纸。长征路上一般都是用铅笔，钢笔那时是稀有的宝贝。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我。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箱里还有他的日记本，长征途中他每天都记。他很细致，笔又勤，一些有意思的琐事也扼要记在日记上。这些日记本一直带到延安，可惜后来丢了。
　　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更多了。闻天处处关心我。他没有给我另外配警卫员，就在他的警卫员中分一个照顾我。行军时常常走到一起，骑着马并辔而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彭健搞了一个小马灯。我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毛主席生活随便，爱说笑。头发长得老长，叫他理发他不理，说要打了胜仗才理呢。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我说：“打下了城市再发一条给你，这样多不卫生啊！”他说：“你以为上面比下面干净吗？你看，鼻子和嘴这才脏呢！”他的生活习惯是地道的中国方式。长征中有一次在一个教堂里搞到了炼乳、可可、白糖，闻天、稼祥和我都高兴得什么似的，赶快煮了喝。我端了一缸子到毛主席面前，他闻到那味儿就皱眉头，赶忙推开，连说：“我不喝洋茶，不喝洋茶！要喝，还是中国的土茶好。”他对中国的历史、小说熟极了，闲扯起来滔滔不绝，津津有味。《红楼梦》尤其读得熟。有一回，他问我：“你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说：“黛玉的‘葬花词’我背得，这句话哪个知道。”他得意地说：“就是这位苏州姑娘说的啊！”他又问我：“《红楼梦》里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当然是林妹妹了。”他连连摇头，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我到了中央队以后，我同闻天，就成了他经常打趣的材料。他在我面前念过一首打油诗，说洛甫四脚朝天滚下山。原来经过湖南时，有一次闻天骑在马上打瞌睡，从山上跌下来，马没有跌死，人没有受伤。他念给我听，讲闻天当时狼狈的样子。有时随口念几句诗词开我们玩笑。
　　我默默地感受着闻天的爱和毛主席他们的关心，但我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不能结婚，我同闻天保持着距离，虽然，从心里说，那时候已经由敬他而变为爱他了。
　　我当秘书长，也有碰钉子的时候。中央队每次宿营号房子，住下来以后检查纪律，都是我的事。那时跟着中央队走的有一个外国人，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撤掉了李德的指挥权。李德不服气，常常借故发作。
　　有一天，我去检查纪律，看见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喝得酒气熏天。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我就走到他面前，批评他。翻译也不在，我俄语说得不好，他中文也听不懂，但意思他是明白的，是我一个小个子女红军，批评他一个大个子外国顾问。不知是他的欧洲人的优越感还是大男子主义作祟，还是一肚子怒气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总之，他一下子暴跳如雷了，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叽里咕噜骂起人来。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