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但我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悬浮在空中。
　　处理完杨世坤的事，三天后我们在雩都县境内追上了大队。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军，人数之多，前所未见。为防敌人空袭，行军全在傍晚和夜间。那天到达雩都河边，天已经黑了。雩都河离雩都城外不远，接近中央苏区西南部边界，是多路突围大军必经之道。沿河用木船搭起几座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
　　每座桥都有几路红军队伍拥来，在这里形成一个喇叭口。每个队伍来到桥边都要停下，按照过桥指挥部的命令过河。浮桥两头的河堤上，给红军送行的乡亲们人山人海。有的想看上自家亲人一眼，有的表示慰劳，送茶水，送鸡蛋，送花生瓜子，还有自家做的粗点心。
　　浮桥指挥部的人认出我们是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立即命令正在过桥的红军停下，让我们先过。这时，乡亲们拥了上来。他们动作迅速，等发现兜里塞了东西，赶紧掏出来，却再也找不到塞东西的人了。一批人送下，一批人拥上来，许多人大声叫着说：
　　“红军同志，狠狠打白狗子，替我们报仇！”
　　有的深情地叮咛：
　　“红军同志哥，多多保重，早日打胜仗回来啊！”
　　有的战士边走边回答：
　　“放心吧！乡亲们，我们一定会消灭白狗子。胜利回来的。”
　　过雩都河的那晚，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心里充满了留恋和不安。
　　连续不断地行军，道路弯弯曲曲，左转右拐，像穿梭似的，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去。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一直朝着太阳和月亮落下的地方前进，那就是说，我们在向西走。不断听到炮声和机枪声。前面传来的是红军先头部队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面是红军殿后部队在同追击的敌人战斗。我们前面、后面和左右两边都有红军部队掩护，我们在红军为我们开辟的不断向西移动的甬道中行进。庞大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行军速度越来越慢，一天走不了二三十里就要停下来休息。四周的枪炮声告诉我们，行军速度越慢，可能遭到的危险就越大。有一次，我们同后勤运输队走到一块，发现他们竟然带了那么多的笨重东西。除了作战需要的军械军需外，还有许多印刷机、缝纫机、车床，各种医疗器械… …
　　我们野战纵队1万多人。光挑担就有1000多副。还有那些卸不开的笨重家伙，需要两个人、四个人，甚至八个人抬。几百斤的重担压得他们气喘吁吁，一个个汗流浃背，走不远就要停步换肩，前面一停，后面就要停下一大串。前面的换过肩起身走了。后面的半天还动不了窝。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焦。
　　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部队走得更慢了。这时得到消息，最前面的红军已经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在湘江西岸控制了六十多里长的渡江地段，急待中央、军委野战纵队赶到那里渡江，这是一个十分有利而又急迫的时机。因为在1934年11月中旬，蒋介石已察觉红军大规模突围，调动大批军队追击和堵截红军。但是中央、军委野战纵队离湘江前线还有整整一百六十里。一个多月长途行军跋涉，部队走得十分疲劳，那些笨重的运输队拼命赶路，也要四天。几十万敌军正在疯狂地朝湘江渡口扑来。人人心急如火，而首脑机关只能蹒跚而行。湘江两岸炮声连天，持续了好几个昼夜。
　　到了11月29日夜里，军委野战纵队好不容易来到湘江边上，已是两岸红军同敌人血战的第三天。为了迅速过江，一部分人员和物资乘船，其余人马在查明的地段涉水。红军拦截着两岸逼近来的敌人，我们就在那剩下的不多的通道中渡过了湘江——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四周枪炮声不绝，曳光弹不时照亮江水。因为是在夜间，敌人未能发觉。但是在我们身后还有一大串拖拖拽拽的笨重运输队，真不知他们该怎么办？
　　后来听说，运输队在两军厮杀中，许多人被冲散了，许多东西被丢掉了，器材、衣物、图书、资料……到处可见，“标”出了一条红军行军的路线。有些笨重的东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抬到了湘江边上，但无法过江。在战况紧急时，有的丢弃在岸边，有的沉没到湘江的波涛中。
　　到了1934年12月1日上午，中央、军委的野战纵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渡过了湘江。但是担任掩护的红军有好几个师、团被敌军包围在湘江南岸，全部壮烈牺牲。刚由新兵组建起来的第八军团，也不复存在了。过了江的红军，也在惨烈的搏杀中遭到重大伤亡。从苏区出发时，红军8.6万人，经过这场恶战，只剩下了3万多人。
　　渡过湘江，进入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里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敌军被甩在后面。敌机难以侦察，可以稍事休息。一个多月的紧张奔波，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红军的严重失利，使大家认识到“左”倾领导者一意孤行造成的损失，到处议论纷纷。他们这时不得不同意朱老总提出的“丢掉坛坛罐罐”。朱老总召集各部队领导干部，作了轻装行军的动员和布置。我们司令部迅速行动，我清出一大包东西，有蚊帐、鸭绒被和非急需的衣物，叫潘开文拿去送给当地老乡。他说：
　　“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你和朱老总都有牲口，又不是带不了，眼看天冷了，我看还是留下来带着，免得到时没处找。”
　　他是一片好心，我说：
　　“朱老总讲的是轻装，只带最急需的东西，我必须执行，你不去，我自己去。”说着，就抱起东西往外走，潘开文飞快地抢了过去。
　　“那还是我去吧！”他一面走，一面嘀咕：“都送走，等天一冷，准得后悔！”
　　经过这次轻装，我们行军轻快多了。
　　这里是苗族和瑶族的聚居区，他们大部分都能听懂汉话，不少人还能讲几句。他们对红军热情友好，收到送给他们的东西，又不要钱，都高兴万分，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纷纷拿出来招待我们。
　　老山界全是羊肠小道，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一会上坡，一会下坡。左转右转，有时走着走着，又像走回去了。山路崎岖难行，有些地方山虽不高，却十分陡峭，爬上去很吃力，往下走更加困难。夜里行军，上半夜有火把照明还好些。下半夜火把点完了，摸黑行军，谁也不敢快走。阴天夜间，伸手不见五指，行军尤其困难。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一夜只能走十几里。遇到狂风暴雨，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十分危险，有人就是这样掉下了深谷。有一处地方叫“雷公岩”，是在悬崖上开凿出几乎垂直的石级道路，只有一尺多宽，要十分小心才能爬过去；担架到了这里，只能由躺在担架上的人自己挣扎着爬过去：骡马走过，更要格外留神，前有人拉，后有人推。就是这样，仍有几匹牲口掉下深渊，有的把人也带了下去。爬过“雷公岩”，大家都说：“真像过了一道鬼门关！”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