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4月03日
行军途中的毛泽东
我们在龙胜县龙平镇宿营时，半夜里突然起火，我被惊醒后，急忙披衣跑出，只见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房子被大火包围，几个人正在泼水救火。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顶着一床泼了水的军毯冲进大火，看见正在寻找出路的周恩来，立即把军毯蒙在他头上，拉着他从火海里冲了出来。取下军毯，大家看见他安然无恙，这才放了心。
天亮以前，把火扑灭了，周恩来的两个公文箱总算抢了出来，其余的东西全被烧光，那家老乡的房子也被烧去一半。为照顾群众的困难，司令部赔偿房东200块银元。
下午，接到总卫生部的消息，他们住在广南寨，村子里几处房屋同时起火，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命令警卫连包围村子进行搜查。在村民帮助下，抓住七个穿红军衣服的广西人。经过审问，都是广西地方军阀派来的特务。每人每天赏银两元，冒充红军放火抢劫，挑拨当地人民反对红军。龙平镇上也是他们放的火。
老总立即向红军发出命令，要求提高警惕，严防敌特放火。后来又抓到几个放火犯，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就地把他们处决了。
过了老山界，经常下雨，有时大雨倾盆，有时细雨蒙蒙。好在都有斗笠和挡雨的油布，阴雨天可以放心地在白天行军，只是山路泥泞难走。新打的草鞋，走不了两天就坏了。许多人索性打赤脚。一路上经常有人摔跤。
每次行军总有人掉队。为做这些人的工作，每天走完一半路程后，我就留在最后，收容掉队的人。帮他们背枪，背背包。起先，他们不肯让我背，但经不住长途行军的劳累，当我再一次从他们一瘸一拐咬牙走路的身上拿下枪和背包时，已无人再同我争了。我的身体壮实，从小受过磨炼，这样做也不觉困难。同志们看着我这个女同志还能吃苦耐劳，都受到鼓舞，打起了精神。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走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给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博古和李德也没有反对。从此，红军危急的处境有了转机。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这一情况，我是后来得知的。
因为红军人员大大减少，部队开始合并。到了贵州省黎平县，把中革军委机关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成一个“军委纵队”。后来在行军中，我为收容掉队的人，常常遇到随中央机关行动的一些领导同志。
遇到比较多的是毛泽东。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无官一身轻，好不自在哟！”
他的话使我感到别有一种滋味。心中想着：“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他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清瘦，穿的战士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他看见我，有时就问：“这两天部队的情绪怎样？指导员同志能谈点情况吗？”
他最关心战士的思想情绪、体力状况，干部们有什么想法和议论。我就尽我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十分认真，不时地提问题，问个究竟。我常常答不上来，他就帮我打圆场说：“哦，哦！这不怪你，只怪我想要知道的太多啦！你看，要是方便，下回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吧！”
接着，他又有说有笑地谈起古今来。我们进入贵州省，他讲了许多有关贵州省的掌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啦，“黔驴技穷”啦，“夜郎自大”啦，……他说夜郎是古代的一个小国，国王不知天下之大，竟然问汉朝派去的使臣：“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说完，他用手指着西北对我说：“那个夜郎国就在贵州省的西部，离这里不远了。”我很喜欢同他走在一起，在他的说笑当中，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每天总能听到隆隆的炮声，那是红军在同敌人战斗。有一天，近处传来枪炮声，我催他骑马快走。
“怕什么？这是小股敌军骚扰，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指导员同志，我知道，你要赶快去照看队伍。我这里，你放心，决不会有问题。”
他胸有成竹，语气肯定，使周围的人也增添了信心。我不放心，叫几个警卫员陪着他，自己到后面去了解情况，果然是小股窜扰的敌人，已经被后卫的红军部队赶走了。
宿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找当地的祠堂住，他有两只盛书和文件的铁皮箱，一个挑夫挑着，总跟他紧随不离。没有桌子，把两只箱子摞起来，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
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常常结伴，三个人行军、宿营都常在一起。王稼祥在五次反“围剿”中，敌机轰炸时负伤，一直未好，至今还躺在担架上。不知何时起，大家把他们三人称作“中央队”。一提“中央队”，都知道指的是他们三人。
张闻天和邓小平、李富春也常走在一起。邓小平这时是党中央的秘书长，也是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有一次，我见他们同博古走在一起。听人说，博古在渡湘江后，曾举起手枪要自杀，被人拦住了。他现在同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失去了那种专横的神气。
路上比较热闹的是同女同志们走到一起。蔡畅、刘英、李伯钊……总是说说笑笑，她们说，这样可以减轻行军中的疲劳。
蔡畅在总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我从未见她躺过担架，偶尔见她骑过马。她大部分时间同大家一起步行，她到哪里总是笑声不断。她唱《马赛曲》这首法国革命歌曲，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刘英热情能干，惹人喜爱。后来组织上要她担任中央队的秘书长，听说她干得不错。我随老总跟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她分开了。
长征路上，很少见到贺子珍和邓颖超。贺子珍在长征开始时就怀了孕，离不开担架队。她生个男孩，那是在四渡赤水后向云南前进的途中，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只好给当地的一家农民收养。她在这次生育后不久，行军路上被敌机炸伤，伤势很重，身上多处弹片一直未能取出。邓颖超当时得了肺结核病，长征开始时痰中带血，身体很虚弱。我很难得同她们见面。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
天亮以前，把火扑灭了，周恩来的两个公文箱总算抢了出来，其余的东西全被烧光，那家老乡的房子也被烧去一半。为照顾群众的困难，司令部赔偿房东200块银元。
下午，接到总卫生部的消息，他们住在广南寨，村子里几处房屋同时起火，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命令警卫连包围村子进行搜查。在村民帮助下，抓住七个穿红军衣服的广西人。经过审问，都是广西地方军阀派来的特务。每人每天赏银两元，冒充红军放火抢劫，挑拨当地人民反对红军。龙平镇上也是他们放的火。
老总立即向红军发出命令，要求提高警惕，严防敌特放火。后来又抓到几个放火犯，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就地把他们处决了。
过了老山界，经常下雨，有时大雨倾盆，有时细雨蒙蒙。好在都有斗笠和挡雨的油布，阴雨天可以放心地在白天行军，只是山路泥泞难走。新打的草鞋，走不了两天就坏了。许多人索性打赤脚。一路上经常有人摔跤。
每次行军总有人掉队。为做这些人的工作，每天走完一半路程后，我就留在最后，收容掉队的人。帮他们背枪，背背包。起先，他们不肯让我背，但经不住长途行军的劳累，当我再一次从他们一瘸一拐咬牙走路的身上拿下枪和背包时，已无人再同我争了。我的身体壮实，从小受过磨炼，这样做也不觉困难。同志们看着我这个女同志还能吃苦耐劳，都受到鼓舞，打起了精神。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走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给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博古和李德也没有反对。从此，红军危急的处境有了转机。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这一情况，我是后来得知的。
因为红军人员大大减少，部队开始合并。到了贵州省黎平县，把中革军委机关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成一个“军委纵队”。后来在行军中，我为收容掉队的人，常常遇到随中央机关行动的一些领导同志。
遇到比较多的是毛泽东。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无官一身轻，好不自在哟！”
他的话使我感到别有一种滋味。心中想着：“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他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清瘦，穿的战士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他看见我，有时就问：“这两天部队的情绪怎样？指导员同志能谈点情况吗？”
他最关心战士的思想情绪、体力状况，干部们有什么想法和议论。我就尽我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十分认真，不时地提问题，问个究竟。我常常答不上来，他就帮我打圆场说：“哦，哦！这不怪你，只怪我想要知道的太多啦！你看，要是方便，下回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吧！”
接着，他又有说有笑地谈起古今来。我们进入贵州省，他讲了许多有关贵州省的掌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啦，“黔驴技穷”啦，“夜郎自大”啦，……他说夜郎是古代的一个小国，国王不知天下之大，竟然问汉朝派去的使臣：“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说完，他用手指着西北对我说：“那个夜郎国就在贵州省的西部，离这里不远了。”我很喜欢同他走在一起，在他的说笑当中，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每天总能听到隆隆的炮声，那是红军在同敌人战斗。有一天，近处传来枪炮声，我催他骑马快走。
“怕什么？这是小股敌军骚扰，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指导员同志，我知道，你要赶快去照看队伍。我这里，你放心，决不会有问题。”
他胸有成竹，语气肯定，使周围的人也增添了信心。我不放心，叫几个警卫员陪着他，自己到后面去了解情况，果然是小股窜扰的敌人，已经被后卫的红军部队赶走了。
宿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找当地的祠堂住，他有两只盛书和文件的铁皮箱，一个挑夫挑着，总跟他紧随不离。没有桌子，把两只箱子摞起来，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
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常常结伴，三个人行军、宿营都常在一起。王稼祥在五次反“围剿”中，敌机轰炸时负伤，一直未好，至今还躺在担架上。不知何时起，大家把他们三人称作“中央队”。一提“中央队”，都知道指的是他们三人。
张闻天和邓小平、李富春也常走在一起。邓小平这时是党中央的秘书长，也是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有一次，我见他们同博古走在一起。听人说，博古在渡湘江后，曾举起手枪要自杀，被人拦住了。他现在同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失去了那种专横的神气。
路上比较热闹的是同女同志们走到一起。蔡畅、刘英、李伯钊……总是说说笑笑，她们说，这样可以减轻行军中的疲劳。
蔡畅在总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我从未见她躺过担架，偶尔见她骑过马。她大部分时间同大家一起步行，她到哪里总是笑声不断。她唱《马赛曲》这首法国革命歌曲，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刘英热情能干，惹人喜爱。后来组织上要她担任中央队的秘书长，听说她干得不错。我随老总跟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她分开了。
长征路上，很少见到贺子珍和邓颖超。贺子珍在长征开始时就怀了孕，离不开担架队。她生个男孩，那是在四渡赤水后向云南前进的途中，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只好给当地的一家农民收养。她在这次生育后不久，行军路上被敌机炸伤，伤势很重，身上多处弹片一直未能取出。邓颖超当时得了肺结核病，长征开始时痰中带血，身体很虚弱。我很难得同她们见面。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