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一路上攻占了西昌、越嶲、冕宁。企图对红军进行阻拦的四川军阀部队，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进至金沙江一线，而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队，则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交界地区。因此，当时红军必须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为了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左权同志率2师5团一部和军团的侦察连，经越嶲向大树堡挺进，担任佯动，钳制和吸引富林的敌人；红1师1团和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迅速抢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以便掩护中央红军的主力渡河。当时，我也奉军团首长命令，带一个工作团，随先遣部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
　　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这里聚居着中国西南部一个少数民族——彝族，当时，那是一个还处在奴隶社会的落后的民族。彝族人民性情强悍，部落之间时常因奴隶主互相争夺土地、奴隶、牲畜，而引起械斗。汉族狡黠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都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显然，在当时要他们能够很快地从本质上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又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民区。我们赖以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只能对彝民采取说服的办法，争取和平通过。先遣队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又请到一位通司（翻译），准备和彝民的首领谈判。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们的先遣队于1935年5月22日早晨开始进入彝民区。一路上只见山峰入云，道路崎岖，山谷中林木葱茏，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着腐烂的叶子，厚达数寸。山涧之上往往只有一根独木桥，走起来十分不易。这儿天气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霏，使人有一种瘴疠弥漫的感觉。境内有“孔明寨”，相传三国时候西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就在这里。“孔明寨”便是蜀军兵营的故址。
　　进入彝民区不远，就看到山上山下，彝民们千百成群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我们不得不缩短行军距离，以防突然袭击。部队戒备着继续前进。
　　进到彝民境内三十多里路的谷麻子附近时，前面密集的人群拦住了去路，我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彝民们喧嚷着，很难听出他们说的什么。不过从他们的手势和面部激动的表情上，却能够看出，再要强行通过，势必引起冲突了。这时，后卫又传来一个使局面更加紧张的消息：跟在主力后面的工兵连，因为没有武器，刚掉到主力后面，就被彝民搜光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他用具，可是彝民并不伤害红军。工兵连的同志只得循原路退回出发地。
　　先遣队停止前进以后，彝民们便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我们要通司大声地向彝民们说明红军同国民党的中央军不同，红军不是来抢劫、杀害彝民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且不在此住宿。可是彝民仍然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正在混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前面山谷入口的地方，扬起一阵烟尘，几匹骡马直驰而来。为首的一匹黑骡子上，是一个高大的彝人，年约五十多岁，脸色微褐，身披麻布。他的到来，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通司认出这人是此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有了头人，便好说话，看来是解决问题的时机了。我便要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前来答话。当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的时候，他欣然地同意了，并随即下马，命令集聚的人群退散。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