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我们红一军团1师1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1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这天，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团。部队立刻从离大渡河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庄子里，冒雨出发了。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渡河所有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部队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只十多里路，大渡河哗哗的水声都可以听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急忙找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察的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已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看完命令，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
　　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雨，摸黑继续前进了。
　　根据分工，黎政委带领2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我带1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3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走了十多里路，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1营分成三路前进。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回答像春雷，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淹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的敌人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被打垮。
　　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1营去，要1营想法把船弄来。
　　1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
　　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我急忙一面把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指示，一面做渡河的准备工作。这一夜，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一会踱着步，一会坐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宽约三百米，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1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1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到了十几个船工，天已大明了。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