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邢珍珍 记者 贺秋平 胡琛
　　四月的延安，春风和煦，书香满城。在宝塔区柳林镇一处单元楼里，年近60岁的白小兰正俯身整理书稿，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黄土回声》创作完成。为创作这部作品，她已潜心耕耘、笔耕不辍近8年时光。
　　摩挲着书脊，她总会想起4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因为凑不出1.5元的报名费，她只能趴在村小学的窗户外面，听完了人生中最渴望的那堂语文课。
　　“书救了我”
　　白小兰出生在榆林清涧一个贫苦山村，家里有七个孩子，她排行老五。因家境困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她的求学路异常艰难。
　　“那时候没有文具盒，我就用父亲打针用完的针剂盒。放学以后赶紧往回跑，跑回去还得给猪割草。”白小兰回忆。
　　初中仅读了一年，父母便不再供她上学。读书的门被关上了，但文字的光透了进来。没书，她就四处借；没灯，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遇到好句子，就一字一句抄在本子上，那些笔记本至今保存了很多。
　　“我心里下定决心，人既然活着就要活出个样子，不要做命运的俘虏。每次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无人帮助时，文字就成了我的精神依托。”白小兰说。成家后的日子并不顺遂。原生家庭的偏见、丈夫的好赌，曾让她身心俱疲。但她心里憋着一股劲，决定不能就这样活。偶然间，她读到一句话：“今天所做之事勿等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等别人。”这句话成了她的座右铭。于是，她毅然决然独自进城打拼，一边经营调料铺子，一边供养3个孩子。
　　“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利”
　　孩子们相继考上大学后，白小兰终于有时间重拾搁置了几十年的文学梦。白天守着门市，晚上等家人都睡下，她就伏在那张既是饭桌又是书桌的矮桌上写。市场上的冷嘲热讽、身边人的不理解，都没能让她停下。
　　“市场上的人看到后冷潮热讽地挖苦，为这我不知哭过多少鼻子。”白小兰说，失眠成了她创作的最好时机，“每当睡不着，灵感就来了，于是悄悄爬起来坐在电脑前写。”
　　不到一年，24万字的长篇小说《走下黄土高坡的女人》初稿完成。动笔前，有人曾对她说，厚积薄发才能写好长篇小说。白小兰回忆，自己当时眼泪夺眶而出，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利，肚子里憋一肚子委屈想把它写出来。”
　　白小兰就是凭着这股倔劲，硬把初稿“磨”了出来。而这部沾着泥土、带着泪水的作品，后来恰恰打动了许多读者。
　　有位55岁的读者说：“看白小兰的小说就像在读我的一生，这就是在写我的命运。”
　　而最让白小兰触动的一次反馈，是来自清涧县折家坪镇一位73岁的老人。他曾把白小兰的第一本小说翻来覆去读了7遍不过瘾。新的小说出来后，他等不及邮寄，大热天自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取书。读完后，他哭着打来电话说：“小兰，你小说里写的就是我们家。那时候吃树叶啃树皮，光景过得一乱包，一不顺气就动手打老婆……你能把我73岁的老汉写哭，证明你写到我心坎上了。”
　　楼下的邻居看了，也说写的就是自家男人。白小兰这才意识到，她笔下的不仅是一个女人的命运，而是刻录了陕北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真实历史。
　　“写写村子咋慢慢变好”
　　10年间，白小兰笔耕不辍，先后在《榆林日报》《延安日报》《美文》《散文选刊》《延安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小说百余篇，20余篇获国家及省级奖项，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凋谢的山丹丹》、长篇小说《走下黄土高坡的女人》、纪实文学《扶贫路上的领头雁》，并入选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
　　如今，年近花甲的她依然笔耕不辍。她把对土地的深情寄托在新作《黄土回声》上。这部作品是她与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约“深入生活、扎根农村”的创作成果。为搜集素材，她吃住在农村，一住就是三四个月。“这部作品通过写一个村几十年的变迁，折射出整个国家在实施扶贫、乡村振兴工作中所结的丰硕成果。”白小兰说，“我就是想写写村子咋慢慢变好，人咋越来越有奔头。”
　　谈及未来，白小兰还计划创作纪实文学《十女从军》，主人公是来自清涧高杰村的10位女红军，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11岁。“她们有姐妹、有母女、有姑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穷人闹革命。我想把这种红色精神、长征精神传下去。”
　　从煤油灯下的阅读，到黄土地上的书写，白小兰用亲身经历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读书，从不问出身和早晚。正如她在“全民阅读月”里最想对读者说的那句话——“多读书、读好书，让人活得厚实。”在她看来，阅读就像黄土地里的墒情，虽看不见，却能滋养每一颗渴望破土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