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吕翔宇

　　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本期做客《作家说》栏目的，是一名来自基层乡镇的写作者吕翔宇。他的笔触在深沟崾崄间迂回。他常说，要将头顶扎着白羊肚子手巾、疙瘩绑在额前的陕北汉子，以及或红或绿头巾裹在头上的陕北婆姨女子们的拼搏往事、悲欢离合、憨厚热忱凝字成书。吕翔宇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戏子匠》，这本书里的人物都是他在基层工作中遇到的。让我们一起走进《戏子匠》，走进吕翔宇。

　  胡琛：您是一名体制内公务员，我很好奇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您写作热情的来源是什么？
　　吕翔宇：11年前，我从县里到乡镇工作。在我包抓的那个村里，有一段很长的秦长城遗址。我常常坐在山峁上一处破旧不堪的烽火台上冥想：或许世界在农者眼中就这么小，只要谙熟农事，就足以去应对一切。人人都那般从容，在困苦面前从不造作、从不呻吟。又或许，他们早就领略过世界的绚烂，参透了世间的困惑，才选择了这一方安宁。是他们的淳朴和吃苦精神打动了我。他们的祖先从不知何时起，就在这里开垦了土地，就这样“骑在”犹如马背的秦长城上，拽着它褐黄色的鬃毛，挖出土窑洞子，在石板炕上延续香火，世世代代。生活的苦焦，稼穑的艰辛，在老先人用镢头掏开、隆起道道土梁划定耕作界限的土地上，在头顶扎着白羊肚子手巾、疙瘩绑在额前的陕北汉子眼中，这苦焦与艰辛只不过是一顿家常便饭罢了。因此，我决定要用文字记录他们的故事。
　　有些同事调侃说，我们把青春丢在了山岭上、沟壑里。我不得不重申：不是我们把什么例如叫青春的东西丢在了那里，事实恰恰相反，是我们从那里带走了许多东西，比如一样叫“情怀”的东西。
　　胡琛：我看了您的小说集《戏子匠》，您最满意的是集子里的哪一段故事？
　  吕翔宇：中篇《戏子匠》。用4万多字来叙述一个秦腔名伶悲凉的一生，显然微不足道。我绞尽脑汁，构想出符合逻辑的千丝万缕，来服务一条年深日久的真实故事主线，确实不堪重负，最终匆匆收笔，把交代不完的内容写了个后记。
　　我不愿写杨秀英再次疯了以后的事，就在后记里交代了一些。我收笔以后所发生的故事，才是向我口述杨秀英故事的几个朋友亲眼见到的。之前关于杨秀英的种种，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他们说，杨秀英蓬头垢面，无论冬夏都是单衣薄裤，拄一根栒子棍，端一个讨吃碗，谁给她吃食，她就为谁唱酸曲。人们都知道她曾是秦腔名伶，可无论怎么诱惑她，她都不再唱一句秦腔了，许是秦腔伤了她的心吧。
　　初见杨秀英时，我坐在车里，刚和村支书下完乡。支书有些反常，偏转头，几乎顾不得手中正握着的方向盘。我就问他，那个农村老婆儿是他什么亲人？他告诉我：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名的戏子匠。就在那一瞬间，我萌生了写一个中篇的念头，题目就叫《戏子匠》。支书是我采访的第一人。但我迟迟未动笔，一直到五六年后才着手。原因有三个：其一，对于秦腔这门艺术知之甚少，只停留在儿时与奶奶赶会看大戏，那时其实我们都听不懂，只是大眼瞪小眼，小眼瞪大眼，我问她唱了个啥，她只说，声音亮得很，衣服花得很，摊场红火得很。其二，支书讲述得不够全面，大都是围绕她过去多俊、多美，他们一群娃娃都爱撵上看，但谁也不敢靠近。再就是说她唱戏那会儿有多少人觊觎。总之立不起框架。其三，我那时主要精力是在长篇小说《黄土地》的初稿创作上。后来《黄土地》初稿完成，总觉得千疮百孔，就决定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练起。
　　胡琛：您是怎么攻克这三大难题的？
　　吕翔宇：首先得恶补秦腔知识，我选择了秦腔通作家陈彦的两本书《主角》《喜剧》，后来又看了介绍京剧名伶的一本《往事并不如焉》，才算是有了点专业知识支撑。接下来就得找了解杨秀英的人来采访，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她第二个男人吕文怀的干儿子。沟通后，他很热心，专程回去了几次，最后，他带着完整的故事，向我讲述了杨秀英的一生。我拧住笔帽，满脑子都是杨秀英抖动水袖、站在戏楼中央唱大戏的样子。她的样貌美丽，她的命运悲惨，似乎只有美丽和悲惨叠加在一起才能成为悲剧，才能成为艺术。
　　胡琛：您能讲讲小说集《戏子匠》里的其他人物吗？您为什么要写他们？
　　吕翔宇：比如，《上访的女人》这个中篇小说。在农村，我见过太多贤惠温婉的女人变成歇斯底里的样子。她们每一个都很相似，都有诉求，都有着莫大的冤屈，都有着不是我们造成、亦不是我们能去解决的问题。她们带着夙愿来找我们，我们也努力过，试图寻找过办法，但往往徒劳。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这里面有善变，可圆、可方、可扁，可以成为世间一切的形状；这里面有刚毅，冻成坚冰，便是利刃；这里面有温婉，似水柔情，四溢开来，情多得宣泄不完。这些个性里面又有必然的联系。从生活中诱发出来的一系列催化剂，圆了善变的个性，成了刚毅抑或温婉。小说里这个叫屈银花的女人，用她那掉线线的眼泪向我们诉说她所遭遇的不幸。让我喟叹女人和女人的眼泪。这两样东西是有威慑力的，会渗透，会发酵，会在半夜叨扰你，既让你喟叹不幸的女人有多么不幸，又让你气愤窝囊的女人有多么窝囊。在屈银花的故事渗透、发酵后，总有一种思考伴随着我——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胡琛：那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吕翔宇：我相信，这样一个懦弱的女人，在没有遇见那个把她变成歇斯底里模样的男人之前，一定是温婉的。她一定想象不到，自己日后会变得那么“强大”，成为一把利刃，才能够从悲凉的世事中煎熬出来。
　　这个女人和她的眼泪啊，总是唤我去思考。这是我写人物的一个习惯：总要对号入座，想明白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或者什么样的人贸然做了什么事是为了什么。
　　欢快、疾驰、跳跃，这一类人的人生命运很少出现在我的笔下，往往那些凄凉、凄惨、不幸的人才会成为我的素材，成为我灵感的源泉。我不是一个悲观、伤感的人，恰恰因为我不是，我才会被那一类人的境遇抑或说命运所震撼，所以我不得不慎重又慎重地去思考——她、她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每次都用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把故事的某个阶段讲完，讲完就走，一点都不含糊。诉说完毕，舒畅了，走了，她却忘记了她是来索要的了。
　　胡琛：您在创作这些人物的过程中，难点是什么？
　　吕翔宇：我在一篇小说的前言中这样写道：钻营好架构，提笔时叙述者犯了难，难的不是徐徐淌出的笔墨无法将支离的往事还原，难的也不是鲜活的人物在变成精美的铅字后撑不起读者的兴趣。难的是心携着的，对生活在如此苦焦村庄人群的，那一颗虔诚之心不能跃然纸上，还有那一阵胜似一阵的震颤，不能呼之欲出。
　　胡琛：刚才您提到正在写长篇小说《黄土地》，请跟我们说说这部长篇小说。
　　吕翔宇：初稿接近30万字，这里面的辛苦我很清楚。我相信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是精益求精的，虽然我舍不得摒弃它们，但为了让它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最后一字未取。
　　第二稿我加大了阅读量，尤其是农村题材的小说，我要在优秀作家的作品里学习人物的塑造。当我看到作家李佩甫在《羊的门》里塑造的老支书呼天成时，又动摇了，接近9万字的第二稿我决定不用了。
　　现在我将长篇小说的名字及人物的名字统统换掉了，力求从起名字时就构架出内容来。我把小说名字改成了《芒种》。二十四节气里的一个。这是一个可收又可种的节气，正好符合我小说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农人的出现，以及迎合陕北巨变的一个起始。
　　胡琛：您的新长篇《芒种》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吕翔宇：长篇是系统性的，繁杂且冗长，它不同于中短篇小说那样明快单一，需要驾驭太多人物，作者一会儿成为这个，一会儿又成为那个；成为这个的时候，又不得成为构架起这个的另外一个。第一个大挑战就是人物的饱满。
　　我的长篇阐述的是世纪之交发生的故事，陕北迎来空前发展的契机。举个例子，吴起县退耕还林、以粮代赈的出现，大量土地变成林地，大量农民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而从事其他劳作。还有禁牧，这要转变多少农者世代半农半牧的思想根源，这里面的故事道不尽、写不完。第二个大挑战就是如此大的块头我能不能啃得动。
　　胡琛：期待您的长篇早日付梓。您还想给读者和新人写作者说点什么？
　　吕翔宇：站在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们广袤的黄土高原，我们纵横交织的沟壑，我们拼搏不息的汉子，我们善良质朴的婆姨，都应附着在墨迹上变成一部部传世的纪录片。他们斗天、斗地的精神值得推崇，那一定是激烈的，如此激烈斗争的人物内心需要塑造，如此敢为人先的模范榜样需要变得有血有肉，如此宏大的有感染力的主旋律需要文字来展示、传递继而推广。所以，写作者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