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补，发动群众，筹粮扩红。我还记得，我们的电话机工作人员本来就不少，三天中又扩进100多名新兵。因电话机有限，用不上这么多人，只好把他们分配到部队中去。4军10师第28团，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减员200来人，但扩红近900人，全团人数达1700余人。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各部队亦获得较大补充，比在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全军共8万多人，加上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和革命职工，总计不下10万之众。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正调遣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我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敌人的部署是：以刘湘主力王缵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28军和孙震第29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防我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我西进；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下。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面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我军休养生息。然而，“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要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我军不能在这里久留。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
　　西向岷江地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成了动员和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全军指战员，士气高昂，精神焕发，纷纷表决心，做准备。我们计划，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5月上旬，部队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西进发。
　　松、茂、理、汶一带，是邓锡侯的地盘。境内高山连绵，河谷错列，地形险要，为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区域，盛产黄金、木材、烟土、药材、牛羊、兽皮等。为防止我军西进，邓锡侯在进入川西北的咽喉要地北川至茂县的土门险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约3万余人，凭险筑垒，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1935年5月12日，我先率9军、30军主力，由北川西进，翻山越岭，直抢土门。沿途多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我军经激烈战斗，连续击溃邓锡侯部11个团和各地民团的防堵，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15日，先头部队占领茂县。我和前线指挥部在土门住下，指挥部队消灭附近顽抗的残敌，扼住南面的制高点，接应后方机关转移。从成都、绵竹方向来援之敌，拼命向我进攻，想把红军的通道截断。我掩护部队在土门以南的山上，抢筑工事，顶住敌人。敌人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死伤惨重。我后方机关包括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妇女组织、地方干部等，相当庞大。男男女女，抬着机器、粮食、担架、物资，走了几天，才转移完毕。随后，方面军总部进驻茂县。先头部队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一部直逼汶川，占领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4军、31军一部，则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北进的这一路，本想占领松潘县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屏障茂、理。但胡宗南部先我一步，进驻松潘。松潘是座古城堡，城墙厚达二三十米，周围皆崇山峻岭，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我们的部队缺乏炮火，攻也攻不动，遂退至松潘以南的镇江关，与胡敌对峙。从镇江关、片口、北川、观音梁子、千佛山至汶川一线，敌我双方，不时发生激战。
　　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即现今的茂汶自治县。县城内有几百户人家，全县约六七万人口。羌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川西北羌族人民最集中的县份。民房多为山石垒砌而成，依山面水，方方正正，相当坚固。境内烽火台不少，矗立在高山顶上，远远望去，像擎天柱似的。寺庙也多，一座不大的县城，就有二三十座大小不等的寺庙。羌族人民多从事畜牧业或经商。农业以种植苞谷、红薯、土豆为主，刀耕火种，靠天吃饭，产量甚低。尚白色是他们的民族传统，一切以白色为上，蓝色、黑色次之。我们见到的男女老少，衣着一般为白、蓝、黑三色，显得格外朴素。
　　这个民族勤劳、朴实，好客，喜歌舞，性情开朗。但是，由于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和掠夺，对汉人积恨较深，戒备心很强。红军到来以前，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小娃娃”等，更加深了羌族人民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逃进深山老林里去。红军来后，使敌人的宣传不攻自破。我军指战员不仅长得和常人一模一样，不烧不杀，不抢不夺，而且积极帮助群众背水、劈柴、治病，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强调加强各民族的团结。我军的模范行动和政策的威力，颇见成效。许多人打消了原先的疑惧心理，把红军视为亲人，纷纷杀猪宰羊，献馍敬酒，载歌载舞，慰劳红军。一些跑到深山老林去的群众，也陆续回来。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不少，红四方面军有些羌族干部就是那时入伍的。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