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李维汉（站立者右一）与战友们在延安    (资料照片）
　　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叫夹金山。山很高，雪很深，行走艰难，不能骑马，我们就拉着马尾巴，让马把我们拖过雪坡。到了山顶，空气稀落，不能坐下休息，因为一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过了雪山就是懋功。懋功前面有个村庄，是回民居住地区。我们到回民村做了些工作。在懋功住了几天，此时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了。从懋功到两河口后，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我在干部会上听了洛甫的传达，说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我知道遵义会议是决定在云贵川广大地区中建立新苏区，这时改为建立川陕甘苏区。两河口会议大概有争论，但洛甫传达时没有谈内部的争论。
　　开完干部会，洛甫（或是博古）找我谈话，说现在要派一个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杂谷脑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也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洛甫叫我慰问后就留在那里担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
　　慰问团有林伯渠、叶剑英和我，可能还有李富春。我们在杂谷脑住了几天，林伯渠告诉我，苏区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又过了几天，慰问团成员都走了，只我一人留下来，准备到白区去当四川省委书记。我住在省苏维埃的一栋大房子里，住房靠着大厅，出入他们都看得见。表面上，他们对我很好、很客气。原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某，老是陪着我，吃饭也陪着，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我接近四方面军的同志。我在杂谷脑只出去过一次，碰到过宋侃夫、张琴秋两个熟人。宋侃夫，他是中央从上海派到四方面军搞电台工作的，在上海时我就认识他。张琴秋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部长。他们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周某与我谈话中，流露出瞧不起红一方面军的口气，认为红一方面军衣破、人少、枪少。我对他作了解释。他的意图我也看得出来，不愿意让我当苏区的四川省委书记。我叫他们派两个与四川有关系的人给我，陪我一起到白区去接关系。他们就派了张德生、白载昆陪我。张德生当时是从陕南团过大山到四川去接关系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白载昆是党中央从上海派到四川的交通员，他把中央的信送到川陕苏区后就留下来了，我原就与他很熟。我不能经常出门，他们可以经常出门。他们还指着我们住房对面的一排平房说，外面进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就住在那里，他们俩也在那里住过。住在那排平房的人，不能随便出去。何柳华（廖承志）等人就在那里住过，实际上被软禁了。由于我被严密封锁，无法出去与人接触，连红一方面军开走了我也不知道。
　　不久，中央打电报给我，要我在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于是我婉转地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让中央知道我不能在红四方面军待下去的处境，陈述我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等等，以此为理由，要求返回中央机关。这位省委书记同意我发电报，因为他们也是不想让我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接到我的电报后，明白我的处境不妙，立即回电叫我返回中央机关工作。我离开杂谷脑时，也把张德生、白载昆带了出来。我们爬了几座山，到了毛儿盖，中央机关、政府机关都在那里。　　（选自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