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琛：本期我们邀请到一位重量级嘉宾，他虽不是作协会员，但是毕生致力于陕北说书、陕北道情两项国家级非遗抢救、整理与理论研究。他先后出版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系列专著十余部，同时创作戏剧、曲艺作品200余部（件），抢救留存了大量民间失传的曲牌与书目。同时，他深耕教育行业，创办陕西培植文化集团、延安培植系列学校，且常年开展公益文艺普及，他就是——曹伯植老先生。

    ● 嘉宾 曹伯植

　　胡琛：曹老，可以和大伙儿聊聊，您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吗？或者说，您可以讲讲您的成长经历吗？
　　曹伯植：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爱闹秧歌，母亲爱唱民歌。也许是基因遗传，我从小就喜爱文艺。
　　在延川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老师想让我上高中考大学，但是家里实在没钱，我就上了延安师范，上师范的好处，一是可以转成国库粮了（那时候能吃上国库粮是普通农家子弟的最高理想了），二是助学金多，吃饭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了。
　　虽然上了师范，我心里想着还是要考大学，因为中专师范有5%的学生可以考大学，我就拼命地学习文化课，可我还想入团，以后入党，这个目标是在初中时就定下的。为了入团，我只好放弃狠学文化课，捡起个二胡拉。
　　学拉二胡我也拼命。没有专业二胡老师，就买了一本《怎样拉二胡》，照着书本学，一步一步进入班里乐队、学校乐队，又成了学校乐队队长、学校宣传队队长，拉二胡就成了我的特长。毕业后先后分配到延川县冯家崖小学和曹家圪崂七年制学校（当时叫戴帽中学）任教时，给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谱曲，在及早的时间里把新歌《毛主席语录》带进课堂，我自己也写词、谱曲，编排节目在县城和当时县上唯一的文艺团体——“战备宣传队”一起搞庆典和接待演出，也算给学校和我们南河公社争了一些光。
　　1970年由曹家圪崂学校调到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任二胡演奏员，拉二胡成了我的专业。当时宣传队有焦文平（闻频）、路遥他们先后任编剧，没有作曲，我就自告奋勇担起了作曲的担子。当曹谷溪、陶正、白军民、路遥、闻频等一伙青年办起延川《山花》的时候，我又给他们的诗作谱曲，并指挥演奏搞配音诗歌朗诵会，将他们的剧作和诗歌谱曲搬上舞台演出。1972年，由路遥、闻频创作的大型歌剧《第九支队》，由我作曲并指挥，于9月30日在延川县大礼堂演出，得到省、地专家高度赞誉。
　　胡琛：那关于陕北说书、陕北道情，您是如何创作的？可以讲讲您的创作过程吗？
　　曹伯植：1973年我创作了道情小戏《交猪》，又用陕北道情编曲，在延安地区参加会演，得到一致好评。后来路遥考了大学，闻频调走，我又被任命为宣传队队长，没办法，我又主动挑起了编剧的担子。但我最爱的还是作曲。1973年开始，我连续在省上唯一的音乐刊物《新歌试唱》上发表作品，省艺术馆的老师到安康、汉中下乡都要领着我。我一心想当作曲家，可我两次考上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但宣传队以“离不开我”为理由，没让我去，急得我哭了不少鼻子。
　　1979年，我调到延川县文化馆任馆长。1982年我逼着让刚从剧团调过来的曹京平、周延新搞剧本创作，曹京平写了小戏《刘栓回头》，周延新写了小戏《货郎相亲》，这都是他们两个的处女作，不成熟，我与马槐楠帮助修改，我把两个小戏都给谱了曲，一个是道情，一个是秧歌剧，又加了一些表演唱，组成一台晚会，演出后反响很大，延安地区文化局知道了，要我们给年底在延安召开的全国戏剧年会演一台小戏，两个戏不够一台戏，又让海波写了一个小歌剧《枣花》，又用了宜川白随启的眉户小戏《上彩礼》，一台小戏四个品种，在年会上演出后一片赞誉声。1983年3月，这台小戏顺利进京演出，并在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这是一个小小县剧团的殊荣，大概也是延川县戏剧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我后来连续编剧，也都上演了、获奖了，我在省、地也小有名气了。1985年陕西省文化厅与西北大学联合办了一个“编剧作家班”。我在领导面前死缠硬磨要上学，领导同意我上学，并把我调到县文化局任副局长。
　　因我搞陕北道情在延安地区已小有名气，延安地区要成立一个“道情学会”，就把道情学会放在延川县，地区文化文物局局长杨福印任会长，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如愿以偿考上了西北大学，1987年毕业后，在延川继续搞陕北道情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地区还给了少量的专项经费。
　　1988年9月我调到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任艺术科科长，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搞创作和搜集整理陕北说书。其间我的大型民歌剧《酸枣崖》、小戏《丑丑憨憨》、秧歌剧《王二闹红火》和改编《张良卖布》均由延安歌舞剧团排练参加陕西省会演获了奖。
　　1992年我跟解明生采风学习时，我让他给我唱一下武调，他给我唱了传统书目中的《刮风》。我一听非常激动，我说：“明生啊，这段武调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我给你整理加工一下，你按一个小段往出说，一定会火。”我就给起名叫《刮大风》，前边加了“春天刮风暖融融，夏天刮风热烘烘，秋天刮风凉飕飕，冬天刮风冷森森。”又把一些句子调整了一下，他就首次演出了。现在这个《刮大风》的段子演得很火了，不管哪个版本演出，前边这四句还一直保留着，只是“冬天刮风冷森森”现在多数唱成“冬天刮风冷死个人”，这句也是2007年在定边县举办陕西省说书大赛的颁奖晚会上，我辅导整台10个节目的修改与排练，吴起县的杜双子演出这个节目时，他感觉“冷死个人”更能体现冷的形象化，尽管这与前边的三句不对称了，但我也认可了。
　　1993年，市委、市政府紧跟形势，要求宣传部、文化局立即找一个懂业务、有能力的内行去当团长，搞改革。文化局根据我在延川县和调到文化局的表现，认为我可以胜任，时任宣传部的白崇贵部长也了解我，于是就积极给市委、市政府推荐我任歌舞团的党委书记兼团长。
　　初到歌舞团，还算顺利，业务人员都开始练基本功，排练创作新节目，筹备出国演出，改装歌舞厅，准备补贴收入，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下还真来了干家子了。改革总是要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有人反对。我只顾前方打仗，不防后院已起火，以致成为有组织的反对活动，在我办公室一群一伙地来闹事，甚至有辱骂欲动手的迹象，院子里出现大字报、小字报，直接找市委、市政府领导告状。到1995年，宣传部、文化局派人来调查我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终于到1996年查出了我有严重问题：以权谋私，我的妹夫给团里卖了过年发福利的面粉；我领了300元的劳动补助费；我老婆给团里打字两年多时间挣了1000多元钱。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并作深刻检查。
　　我醒悟了，后悔了，不该来这里。我给时任宣传部部长师银笙提出不干了。
　　1996年9月免去我的职务，调回市文化局，后任调研员。这下我可以放开手脚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了。
　　做文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没有钱啥事也干不成。
　　做什么生意呢？搞了半辈子文化艺术，1996年办起了延安第一个琴行，1997年注册了延安培植文化公司，同年又办起了延安培植艺术学校。1998年公司就评为延安市先进民营企业，1999年学校评为延安市民办先进学校。2001年儿子曹鲁毕业回来，先在延安大学代了一年钢琴课，本想在延安大学落脚，我劝他回来教学，参与管理学校，这样我就可以抽出时间来先搞我的研究了。到2005年，我的第一本专著《陕北说书概论》出版了。
　　到2006年，陕北说书就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在研究陕北说书的同时，2007年又创作了大型道情戏《乾坤湾》。我们延川曹氏家族要出一本家谱，没人主编，族长命令我必须当主编，我只好应承。要做就做好，正式出版发行。编创陕北说书丛书和编家谱穿插进行，2009年《延川曹氏族谱》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我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我主编，孙鸿亮、曹彬副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短篇集、中篇集、长篇集（上、中、下三册）和《曹伯植陕北说书文集》一共8册，由贺敬之题写书名，李希、刘兰芳、曹谷溪写序，作为延安政协文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胡琛：一把三弦，一曲道情，半生光阴扎根陕北厚土；不求文坛盛名，只守民间文脉。曹伯植老先生自谦不是文人作家，可他以笔墨为薪、以弦乐为火，走遍山野采风寻音，伏案多年著书立说，填补了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系统研究的空白，把即将消散在风里的乡土腔调、民间故事，一一封存成册、永久留存。
　　风过黄土塬，弦声永不息。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乡土文化的坚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