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苏大)旧址
    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的碉堡

    ●“红色中华”牌匾
    ● 情景演绎《告别》

　　一、山沟里的共和国
　　90年前，8.6万名中央红军将士从江西瑞金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集结出发，踏上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世人铭记长征的铁血史诗，却常常忽略：这支队伍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一个完整政权的战略转移——他们身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近6年的局部执政实践。长征的伟大远征，既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战略转折，更是红色政权从“山沟里的共和国”走向更广阔历史舞台的全新起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在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总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历经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连成一片，成为全国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成为苏维埃中央政权的落脚地。1931年11月7日，位于赣南苏区中心的瑞金县叶坪村一派节日气氛。叶坪村的谢氏宗祠，被布置成会场。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上方悬挂红五星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大横幅，两侧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下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前写着“工农炮垒”“民主专政”两行大字。当天下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各苏区、红军部队以及国统区工会的代表610多人出席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重要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并改名“瑞京”，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谓由此诞生。
　　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瑞金为核心，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建设，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工农民主政权运行体系。政治建设上，人民当家作主从理念变为现实；经济建设上，打破封锁走出自给之路；文化社会建设上，开辟自由光明的新天地，创办列宁小学、夜校、扫盲班，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等干部教育机构，创办《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廉政建设上，铸就清正廉洁的执政底色，1933年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反腐败法令。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下推行“堡垒政策”。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红军放弃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历经一年苦战始终未能打破“围剿”，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终陷入被动局面。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伟大的长征由此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从“山沟里的共和国”转变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党政军机关随军行动，在转战途中持续发挥政权职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存在不到6年时间，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它不仅是长征的起点，也是人民共和国的制度源头与精神源头，还是新中国国家制度的雏形与基石，它铸就的苏区精神，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源头。
　　二、绝境中的抉择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以“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的中央苏区，正遭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干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总结出的游击战、运动战正确方针，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战术，命令装备简陋、兵力有限的红军与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广昌一役，红军伤亡5000余人，却未能守住城池；高虎垴、万年亭战斗，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军炮火，虽予敌重创，但自身损失巨大。到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已从鼎盛时期的纵横数百里、人口数百万，缩小到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区域，人力、物力、财力濒临枯竭，红军兵力锐减至不足10万人。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首次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并向共产国际报告。同年9月，在国民党军即将发动总攻的危急时刻，中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时，蒋介石仍调集百万大军围攻各革命根据地，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从一开始就与北上抗日的政治目标紧密结合。长征的方向，始终指向民族救亡的最前线。红军沿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鲜明提出“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从赣南到陕北，红军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将抗日救国的火种播撒在途经的十余个省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一度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接连遭受失败。毛泽东同志率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起中央苏区等一批革命根据地，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长征初期，“左”倾错误的危害达到顶峰。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无数红军将士倒在湘江两岸，鲜血染红了江水。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全党，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革命付出沉重代价后的一次自我修正。它以血的教训证明：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行不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革命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永不消逝的号角
　　赣州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初心起点，延安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终点，一条横贯南北的“红飘带”，串联起两地一脉相承的革命根脉。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迟滞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节奏，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同时作出一项特殊部署：《红色中华》报必须照常出版，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一切维持原状，对外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发行，制造中央机关仍驻守苏区的假象，为主力红军集结突围争取时间。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临危受命，承担起主持《红色中华》报编辑出版的重任。在敌军步步紧逼、苏区范围不断缩小的极端险恶环境中，瞿秋白拖着身患严重肺病的身躯，带领同志们辗转于于都宽田、黄麟与会昌白鹅等地的深山密林之间。编辑部与印刷厂分处两地，相隔20余里，瞿秋白常常往返奔波，白天随军转移、动员群众，夜间伏案写稿、编审版面。在物资极度匮乏、纸张油墨奇缺的条件下，《红色中华》报最初坚持每周出版2至3期，随着环境恶化逐步调整为每周1期，始终没有中断出版。
　　据党史资料记载，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红色中华》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又坚持出版了24期，至1935年1月第264期后因形势恶化被迫停刊。正是这份报纸的持续出版，成功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步伐——直到红军主力撤离近一个月后，敌军才敢大举进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为主力红军集结突围争取了宝贵时间。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俘，同年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11月初，中共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成立，迅速着手恢复各项工作，重建党的新闻舆论阵地被提上重要日程。
　　1935年11月25日，在任质斌同志的主持下，红中社在瓦窑堡正式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同日复刊。由于长征途中信息隔绝，陕北的同志并不知道瞿秋白等留守人员在中央苏区仍坚持出版了24期报纸，因此复刊号接续了主力长征前瑞金出版的第240期编号，定为第241期，注明“逢一逢六出版”，报纸为四开四版油印形式，同时恢复编印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
　　复刊后的《红色中华》报第241期，刊头沿用瑞金时期钱壮飞设计的美术体。初到陕北的办报条件远比中央苏区更为艰苦：没有铅印设备，工作人员就用蜡版刻字、油辊印刷；没有充足的纸张，就因地制宜使用当地出产的麻纸；编辑人员仅有一两名，既要采写新闻、编辑版面，又要值守电台、播发消息，常常一人身兼数职。即便如此，复刊后的《红色中华》报立刻发挥出党的喉舌作用。
　　昔日瓦窑堡窑洞中油印的小小报纸，如今已成长为传播力覆盖全球的国家通讯社；当年冲破敌军封锁的红色电波，此刻已联通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光洗练，本色弥坚，贯穿始终的是“对党忠诚、勿忘人民”的红色血脉，是“笔为刀枪、纸为阵地”的使命担当。
　  四、烽烟铸铁军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之初，国民党当局调集数十万重兵，对南方各革命苏区发动疯狂残酷的轮番“清剿”，妄图趁主力撤离的空档，彻底捣毁红色根据地、肃清革命力量、斩断南方革命根基。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砥柱中流、挺身而出，带领留守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群众死守阵地、奋勇御敌，打响了惨烈的苏区保卫阻击战。留守部队依托苏区复杂地形，以机动灵活的阻击战、袭扰战迟滞敌军推进、消耗敌军有生力量，将数十万国民党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央苏区及周边区域。
　　随着战局持续恶化、敌我实力差距持续拉大，正面阵地固守已然难以为继。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审时度势、果断施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将大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全面转入深山密林开展游击作战。1934年秋冬至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南方红军游击队扎根八省山野，在赣、闽、粤、浙、湘、鄂、皖、豫八省疆域内，开辟形成15个连片贯通的游击根据地，成为绝境中巍然屹立的红色屏障。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1936年冬，陈毅挥笔写下的《梅岭三章》，是中央红军浴血坚守最动人的红色写照。其中，何叔衡、阮啸仙、贺昌、毛泽覃、刘伯坚等一大批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冲锋在前、浴血奋战，在反“ 清剿”斗争中壮烈牺牲、血染青山；瞿秋白不幸被俘，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赴死、气节千秋；怀玉山血战失利后，方志敏不幸被俘，身陷囹圄却信仰如磐、气节如山……国民党当局以高官厚禄百般诱降、以严刑酷法肆意威逼，始终撼动不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其间，粟裕、刘英带领挺进师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精准出击，频频摧毁敌军据点、切断交通补给、惩治反动恶霸，一次次粉碎敌人“搜山烧林、移民并村”的清剿阴谋，稳步拓展、牢牢守住浙南游击根据地，撑起了南方八省游击战场的东部屏障。
　　在白色恐怖笼罩南国、敌军严密封锁围剿的至暗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与红军游击队生死与共、患难相依，成为革命队伍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后盾。为支援游击队坚守山林、坚持斗争，苏区群众冒着株连全家、杀头殒命的巨大风险，义无反顾为深山营地送粮送盐、送医送药、传递情报、掩护战士。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正是红军游击队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深深扎根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在孤悬敌后、孤立无援的绝境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全民族抗战的帷幕轰然拉开。秉持家国大义、胸怀民族复兴，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摒弃内战恩怨，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磋商，全力促成南方地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国民党当局始终持“北和南剿”的两面策略，表面议和停战、暗中持续清剿，妄图借机彻底消灭南方游击武装、彻底扑灭南方革命火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强力推动下，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彻底破产，被迫承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分散蛰伏在八省崇山峻岭的游击健儿，纷纷走出深山、集结整编，他们衣衫朴素、武器简陋，却眼神坚毅、斗志昂扬。北伐名将叶挺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这支历经三年深山血战、百炼成钢的游击劲旅，从此走出深山、奔赴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全新战场，整编后的新四军东进苏南、挺进华中，迅速成长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威震华中的抗日劲旅。
　　90载时光流转，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段浴火重生、绝境坚守的峥嵘岁月，早已深深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当永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砥砺奋勇前行，以昂扬姿态书写新时代强国复兴的崭新篇章！

（本版图文由通讯员 张杰 杜程政 杨世凯 丁嘉源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