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开大步走得欢，走上五连保儿塬。今天不把别的唱，唱唱军马战士意志坚……”每当唱起这支歌，我就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延安军马场五连的一段难忘的往事。其中有一些生活片段，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1971年10月，我们在陕西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到位于富县的新建的延安军马场。场里派卡车分别到延安各公社去接新工人，集中到延安的旅社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统一送到场里。接人的车队出延安，在公路上向南疾驰，我在车里感慨万千。两年前的冬天，我们也是乘坐军队的大卡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那时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我的心里也有几分凄凉。现在不同了，我们结束了插队生活，从今以后，自己就是一名军马战士了。想到自己骑着军马在草原上奔驰的雄姿，心中暗自欣喜。车队到富县茶坊，向右拐进了一条很深的大山沟，走了六七十里，到了场部任家台。接着从这里分别派车把新工人送往各个连队。送我们去五连的汽车，经过一连、三连、四连的连部，然后左拐向东南上了弯曲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到山顶。这山顶地势平坦开阔，我意识到这就是陕西人所说的塬。果然，当汽车停在一排窑洞前面的时候，有人在喊：“保儿塬到了，下车吧！”
　　“保儿塬”的“保儿”与“保尔”音相近，倒是个好听好记的名字。于是下车，搬行李，找住处，少不了一阵忙乱。我被分配到三号窑洞，除了我，已经到了两个知青。一个是中等身材，留着平头，看上去一脸稳重和气的马增骐，另一个是看上去有点傻的张崇利。据说这个窑洞还要进两个人，是谁呢？过了一阵，听到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在外面停住了。不一会儿，两个大个子从窑洞门口闪了进来，一个又瘦又高，一个又高又壮，朝他们脸上一看，我们都愣住了，这两个人的嘴边都是一边一道红色的血印，有点像马戴上嚼子勒出的印记。刚猜想是化妆，又马上否定了这想法。一问才知道，是他俩站在汽车驾驶楼后面，没看到前面路上横拉着一根铁丝，于是被铁丝勒到嘴上。还好当时摆脱了，不然就麻烦大了。我们一听，深表同情。这两位，瘦的叫祖振东，壮的叫潘铁山。不一会儿，我们几个就熟悉了，相处非常融洽。出去转一转，串串门，我们又认识了其他窑洞里的一些新战友，如一号窑洞的刘瑞祥、路明大、王建中、李集仁，二号窑洞的彭加英、杨家驹，四号窑洞的陈邦平、赵全林、胡尔树等。五号、六号、七号窑洞都住的是女生。这后连里又来了从宜君县招来的北京知青，石双瑞、刘建国、李爱德他们都来自这批，还来了一些延安当地的知青和别的地方的知青。这些知青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时瑶，看上去年龄很小，穿一件蓝色的绒领外套，真像是中学生。无论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一见如故，说话比较客气。
　　时间不长，场里往下调拨了一批服装，都是部队换装以前的黄棉衣、黄大衣、大头鞋之类。大家一穿，不觉好笑，拍解放战争电影不用化妆了。振东和老彭各分得了一条马裤。振东瘦高的个子，穿上马裤，戴上皮帽子，再扛把斧头，还真有点像武士。我也穿上黄棉衣，再戴上我的黑兔皮帽子。那时候我比插队时胖一些，脸形看上去圆一点了。李集仁看了我一眼，说：“嗬！雷锋！”他的意思是说，我很像木刻画像的雷锋。亏他想得出来，一下把我逗笑了。就这样，虽然大家接触时间很短，但总是能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以活跃气氛。有时候下工以后，吃过饭，凑到一间窑洞里打牌；有时候聚到一起，侃一侃插队时的趣事。经常已经很晚了，窑洞里的人都躺下了，还在神聊。但这里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时间不长，大家就尝到了苦头。首先窑洞比较潮湿，不知怎么，有了跳蚤，咬人挺狠，还打不着。那天不知是谁找了一点敌敌畏，几个人洒在内衣上，铁山索性就把敌敌畏抹身上。因为到我这敌敌畏没有了，我就把空瓶子放在被窝里。结果睡下以后，几个人都没事，一会张崇利爬了起来，原来他没洒敌敌畏，跳蚤就专找他咬，当然睡不成觉了，惹得几个人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振东、铁山饿了，想煮点挂面，振东把铁锅端出去洗了，回来让铁山给锅里添水，铁山说：“添完了。”振东说：“我把锅端出去洗了，你添哪了？”原来是窑洞里光线暗，铁山看着黑洞洞的灶眼，以为锅还在，把煮面的开水全倒灶眼里了。这里没有煤，只能烧柴，好在这里山高林密，砍柴不是难事。但食堂灶火烧柴用量大，一点半点是跟不上烧的。于是，由管生产的赵队长派出整班的人去砍树，砍去枝杈，只把树干扛回来，劈成柴烧。扛树干是重体力活，但一动手，就发现这帮知青一个个都是干活的好手。像大刘、铁山、振东，论出力，那不是一般的棒。赵队长是河南人，说的是方言，比如他把“积肥”说成“鸡飞”，把“砍树”说成“砍富”。有的战友学他学得惟妙惟肖，逗大家开心一笑。
　　至于吃水，就困难了，需要赶马车到深沟底去拉井水。用来拉水的是一匹瞎马，体形不甚高大，但很健壮，脾气急躁。只是不知什么原因，最近到沟底拉水惊了两次，那天不巧让我赶上了。上午出工，队长给我派了活，马车已经套好了，我赶着马车顺着山路向沟底走去。一路上，我加倍小心，生怕惹出麻烦。还真不错，顺顺当当地到了沟底井边，给水桶装满了水。赶着马车往回走，心里踏实了一半。没想到，往回走的路上，转过了第一个弯，瞎马就不对了，打着响鼻，喷着粗气，耳朵也竖了起来，我连喊几声没管用，瞎马一直往前冲。我想：“这是上山路，你又拉着满满一桶水，你有多大劲？能冲多远？来吧，爷们陪你！”我还真有自信，在陕北插队练了两年多，背着东西能小跑，不背东西可以说是健步如飞。于是，我不紧不松拉着马缰绳，控制着方向，陪着瞎马往上冲。这瞎马还真不含糊，一边往前奔，一边用后腿踢车上的水桶，“咣——咣——”还真响。我觉得这马我得保住，好歹也是个军马，连里拉活就指望它了，水最好也拉回去，要不然白来一趟。就这样，我控制着惊马，顺着“之”字形山路，跑向坡顶。快到坡顶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旦到了坡顶平路，这瞎马一身蛮劲，可就不好控制了。“喊吧，得让上面的人接应一下！”于是，我一边跑一边喊：“老马——振东——”一开口喊的就是我们窑洞的人。马车终于冲上了坡顶，马增骐、振东还有李常瑞班长迎了上来，一起拽住了瞎马。我喘着气，汗湿透了内衣，不过心里却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真感谢这几位哥们弟兄，要不然真不好收场。通过这件事，我确信，虽然军马场的环境艰苦，但我遇见的都是靠得住的、能够患难与共的朋友，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