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已近古稀，整天无所事事，趁着每天还能醒来，趁着遛弯还能找到家，趁着手脚还受自己支配，趁着记忆还没被完全删除，咬牙把它往顺捋了捋，想讲给晚辈们听听，但他们个个心浮气躁完全听不进去。他们体会不到老人有着回忆是一种享受，讲出来让别人听听是一种乐趣。
　　每个家庭都像一辆车，有大有小。我们家就像一辆九座面包车，我是在快关门时硬挤上来的。
　　由于先天不足后天没补，我发育迟缓，长得皱皱巴巴，上学以后也是同学不待见老师不喜欢。那阵儿的孩子有一个统称，叫祖国的花朵，可我总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咸菜疙瘩。
　　1969年元旦刚过，学校贴出了红榜，是第一批去陕北插队的名单，里面有我。家里不同意我去，可架不住当时的环境。学校、街道的工作人员到我家来轮番轰炸，使得我不走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刚上去挺新鲜，可连续三十个小时的咣当当，就真的让人无法承受了。那可是专列，中途不许下车。
　　铜川是当年西安往北的铁路终点。从铜川坐火车只能到西安，也就是在1969年初的一个多月里，铜川火车站开进了从北京直达的客运专列。
　　由于大雪的原因，我们在铜川逗留了四天，然后乘卡车到洛川，由洛川县城到我们落户的石泉公社还有七十多里的路程。那七十多多里是一半步行一半坐驴车，整整走了一天。好在我们那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又是集体活动，倒也没觉得受罪。
　　下兰庄离公社五里地，一是上边交代的任务，二是出于好奇，社员们已经在公社等了大半天了。比我们先动身的行李早就到了，我们直接拿着行李，在老乡的簇拥下，没用多长时间就来到了我们不知要待到哪年哪月的地方——下兰庄。
　　磨练
　　下兰庄村民是家族性质，全村就一个王姓，我们的到来打乱了这里的姓氏结构。这里的人分老少，意识形态也分左中右。刚到村里时，村里的老少都对我们敬而远之，只有中青年中的左倾分子主动与我们沟通。
　　我生性胆小，自比咸菜疙瘩，不太合群。每次遇到成分不好的乡亲，我也尽量以礼相待。时间一长，我在村里的人缘要比别人好。
　　我们是腊月进的村，接下来是正月。正是农闲时节，队里一直不给我们派活儿。我实在闲着无聊，主动找了点活干。随后，队长给了我一个小本子，并告诉我以后干完活就到会计那儿把分记上，以后的日子就靠他了。
　　我们到队的最初半年吃的是公粮，半年以后就和社员一样，在当年的收成里分得口粮，收成不好的时候只能挨饿。在我的记忆中，自己没有去公社拉过粮，因此，可以认定下兰庄不算是穷队。
　　插队期间，我借住在村民家里。房东是小队会计，成分是中农，人聪明能干，日子过得不错。他有一个闺女，还在上学。会计的媳妇儿也是个利落人。我插队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没少给人家添麻烦。有段时间，我们灶上就我一个人，队上就让我在他们家吃饭，省得我独自做饭。
　　那时候，这个村庄还处于原始状态，晚上靠点油灯照明。打一挑水得用半小时，取暖做饭靠烧柴。都得自己动手才能把麦子磨成面、谷子碾成米。估计当时上边的精神就是尽量让我们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当时，生产队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给我派的都是轻活儿，壮劳力干一天活算十分，给我算九分。队长和村里的老人给我说：“干不完的活儿，吃不完的饭，悠着点别逞能，落下病是一辈子的事。”
　　天黑下雨，干不成活儿的时候，真是百无聊赖，幻想着找个电影院钻一天不出来。可幻想终归是幻想，现实能做到的也就是不怕跑几十里路借本书来读。当时最大的享受就是抱本书不吃不喝坐一天，为了看书没少费灯油。除了看书，就盼着家里来信，最好信封里还夹着张五块十块的。为了寄封信或取个包裹，得跑二十里路。即便这样，我也乐意。
　　插队三年间，我只回了一趟北京。那还是家里先给我寄来三十块钱的路费我才回去的。那次回家过年，看着浑身虱子的我的那双冻裂了口子的手和那张满是灰尘的脸，我妈满脸无奈。没办法啊！
　  离队
　　1970年，北京开始支援延安，在延安建了很多中小企业。在用工方面偏向北京知青。
　　1971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招工通知，去公社找专管知青的干部老朱。到了老朱的办公室，老朱连口水都没让我喝，就把我带到另一间屋里，向坐在办公桌旁的人介绍了我的情况。那些人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其中一人问我愿不愿意去运输公司工作，如果愿意的话，就填张表回去等消息。我当时什么都没想，一切照办。回到屋后，我赶紧给家里写信，告诉了家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
　　平日里，信件寄到家中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而决定去不去工作也就几天的事。前边有一次招工的机会，因我自己举棋不定而错过了。而这次，等了一个月也没等来通知上班的消息。家里收到了信，意见是先离开下兰庄，走一步看一步。
　　十月中旬，我接到体检通知，然后按指定时间在公社集合。有车来接我们去体检。
　　下兰庄的乡亲们用驴车把我和行李送到了公社，有几个人还掉了眼泪。这次分配给石泉公社参加工作的名额有四个，其中北京知青就占了三个，另外一个是当地的复员士兵。
　　随后的十年间，我偶尔也会回到下兰庄看看。在苹果成熟的季节里，乡亲们总是让人给我捎话，让我回村摘苹果。曾经的会计给我做过一双鞋，托人带到黄陵。2017年，我和爱人回了一趟下兰庄，回去之后才得知，会计搬到县城闺女家住了。后来我加了会计闺女的微信，前几天，他闺女在微信里告诉我。她爸爸走了，享年八十八岁。在当地，也应该算是高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