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年，泛指阴历年。每逢过阴历年，全家人团聚在一起，高高兴兴过大年。
　　在延安插队3年，两次在延安过大年。虽已过去50余年，但想起在延安过大年的场景，犹在眼前。
　　老乡家里过大年
　　第一次在延安过年是1969年。我们刚从北京来到延安东川的一个小山村插队。到队时距离春节还有13天，已经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家家户户都在推碾子磨面，平时过得再艰苦，这个年不能耽误。
　　时至冬闲，进了腊月，除了队里小煤窑的挖煤工和饲养员还在劳作之外，乡亲们大都歇工了，各家各户也都在准备过年。贴春联、剪窗花、砍柴，打平伙、谝闲传，还有从沟掌川道里走出来的送亲队伍，新媳妇蒙着红盖头，骑着毛驴，唢呐声声，一时间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我们初到村，各项准备不足，不能独立开灶做饭。队里就安排我们到老乡家轮流吃派饭。这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领略了陕北老乡过年的喜庆气氛，品尝了乡俗茶饭。
　　过年期间吃派饭，享受的饭食可不一般，至今还不忘其中的香甜。
　　四虎是赤脚医生，从我们住的窑洞下一个小坡就是他家。临近年关，一走进他家窑洞，整个人就被热气所笼罩。窑里暖暖的，主人招呼我们盘腿坐上热炕头。四虎婆姨性格开朗，之前见了几次面，已成了熟人。她端着一个大红漆盘放到我们面前，只见盘中放着一只大老碗，碗中香喷喷的炖羊肉冒着热气，散发着辣子香。吃着喷香的羊肉真是解馋。吃罢羊肉，接着又是一人一碗荞面饸饹，吃得我俩肚圆。饭罢，我们掏出纸烟递给四虎，他也赶忙递过旱烟让我们品尝。我们说，还是旱烟解劲儿。四虎说：“等你们划了自留地，我给你们烟籽，你们就可以种旱烟，省得再花钱买纸烟。”
　　当初以为是玩笑，也没当真。谁知分了自留地后，我们知青一商量，果然委托四虎给地里种了旱烟，并让他代我们管理。到了秋天，旱烟收获，又让他帮我们烤干取杆。从此，我们成了吃抽不分的一家人。
　　保业在我们村也算个文化人。记得我刚来村里，第一次踏入分给我们的窑洞，就看到他拿着报纸在糊墙。我问他叫什么？他说：“我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由此熟悉。
　　没想到的是，大年初一那天，恰巧轮到我们在他家吃派饭。我和一位同学过了村中间的冰河，沿着小山坡往上走，到了他家门口，保业看见我俩，就挡着自家的狗，招呼我们进了窑。
　　保业家境不太好，可待人却是真诚的。我们坐在他家炕上不一会儿，他就给我们端上来了热汤扁食和油馍馍。油馍馍是黄米面做的，圆圆扁扁，中间一个窟窿眼，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食品，吃起来倍儿香。从此，我与油馍馍结了缘。至今，每年也总还要吃两次。虽然如今的油馍馍依然好吃，可再也尝不出当年的味道。
　　知青一起过大年
　　1970年秋后，北京支延干部老张来到我们队，协助大队管理知青工作。他来了以后有三个大动作——办知青大灶、整理知青账目、学习毛著。总而言之一句话——凝聚知青队伍。
　　两个队的知青收拾起各家的锅碗瓢盆，集中到大灶。知青大灶实行专人做饭，每人每月给担任炊事员的女同学一定工分，从而保证了炊事员安心工作。老张担任没有名分的管理员，盘粮磨面、推碾压米、计划食谱、腌酸菜……事无巨细，样样操心，把大灶办得红红火火。
　　转眼间，1971年的春节即将来临。知青虽然也想家，但寒冬腊月来回折腾太麻烦，所以知青们都表示春节不回北京过年了。见此，老张说：“既然这样，我们一定要在陕北乡村高高兴兴过个春节。”
　　说干就干。过了腊八，我们就纷纷忙活起来，在老张的调配下，为迎接春节的到来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实话说，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提起过年，大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如何吃好。目标明确，就围绕着吃做准备。准备工作也简单，饲养室问好驴，磨麦子，用细筛子筛出够包饺子和蒸馒头的头两茬儿的细白面；将埋在地窖里的胡萝卜、白萝卜和大白菜取出来备好。老乡家有杀猪宰羊的，提前打了招呼，给我们准备好了鲜肉。这下，万事俱备，只待过大年。
　　除夕到了，太阳落山，大家拥在灶房，守着锅台，端起各自的饭盆饭碗，抡起马勺，将锅里的猪肉炖豆腐粉条盛了一大碗，顺手拿起半年都没吃过的雪白馍头，边聊边吃。
　　天黑下来，知青们相约来到二队男同学住的窑洞。大家坐在炕上和长凳上，老张打开半导体收音机，里边唱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同学们吃着花生，嗑着瓜子，吸着烟，回忆着在北京过除夕的情景，聊着开春后，公社组织知青团去王窑水库兴修水利的畅想，这个夜晚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