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记者 杨绍功 王珏玢）13日，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三个国家公祭日。
　　7时，天刚刚亮，国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缓缓升起又徐徐半降，为遇难同胞下半旗志哀。
　　10时整，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公祭仪式开始。8000余名各界代表统一列队、胸佩白花、肃穆而立，雨水打湿了人们的脸庞，却几乎没人抬手去擦拭。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和抗战老兵也站在雨里，戴着的帽子也都捏在手里。
　　10时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的大街小巷。纪念馆里雨声淅沥、万人肃立，纪念馆外行人驻足、车辆停使。人们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
　　这一分钟，在这个城市，时间仿佛凝固了。
　　静默的人们仿佛陷入了回忆：79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屠戮，六朝古都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一分钟默哀后，街头的人流车流恢复，纪念馆里的仪式继续进行。79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了《和平宣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当纪念馆里的和平大钟撞响，3000只和平鸽飞向天空，人们对遇难同胞的缅怀并没有随公祭仪式而结束。
　 “哭墙”在延伸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新华社记者 蒋芳 蔡玉高 
　 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姓名，总数达到10615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名单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从档案里找名字
　　最早一次对死难者进行的调查是1945年12月。当时，尚未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出公告，动员南京市民“尽情陈诉遭受敌伪暴行迫害的事实”，并设置了首个敌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参加部门众多，其产生的档案史料，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南京市档案馆夏蓓研究员介绍，此外，当时还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三个调查机构，对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以及破坏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罪行进行调查。
　　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从1946年7月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这份档案来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人陈光虞在会议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数据，即为敌人惨杀者为295885人，其后救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到统计为96260人，共计已有39万人。”
　　2007年12月3日，作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南京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 
　 两次“大海捞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1984年、1997年还曾经两度开展过大规模调查，试图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找到一些散落在乡野的历史细节。
　　1984年5月-8月，为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普查。这次普查是在南京市的6个城区、4个郊区范围内进行的，虽然时隔近50年，不少幸存者已经逝世，但仍有较多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睹者健在，经过4个多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1756位，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碑证言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
　　1997年，纪念馆发动140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调查结果1213份，从中确认了一部分遇难者名单。
　　自行车上的田野调查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更多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在城东扫荡时进行了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元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之路。在3年的调查中，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
　　仍然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人，在继续研究档案、开展实地调查，纪念馆也一直在努力与海外的南京人取得联系，开展遗属登记，希望以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新的线索，为更多亡灵找到身份。
　　“每一个准确姓名的背后，就是一张真实的面孔，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管寻访遇难者的工作有多难，我们都会一直做下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王伟民介绍，目前，还有数千个遇难者的姓名有待进一步考证，确认后都将一一增刻到“哭墙”上。 
日军暴行，越来越多的世界叩问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12 月13 日是中国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纷纷举行“南京祭”，铭记人类历史上这残酷的一页。
　　尽管日本政府刻意掩盖和歪曲日本军国主义二战暴行，但不争的事实是，整个国际社会对日本二战暴行的认知正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日本在直面历史的问题上面临的国际道义压力也越来越强大。妄图向国际社会掩盖和歪曲暴行的行为注定是徒劳的。
　　今年10月，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举行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这样的展览未来还将在其他国家进行；本月11日，美国旧金山多个民间团体举行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活动，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及其他一些族裔人士参加活动；日前，加拿大安大略省立法会二读通过了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提案，提案下一步将提交省司法政策常务委员会审议。
　　事实上，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人体细菌实验等日本二战暴行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如今，中国、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设立了“慰安妇”纪念雕像；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已联合向联合国提交申请，将“慰安妇”相关资料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今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二战之谜》拍摄组来华拍摄专题片，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等反人类暴行。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在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暴行方面发出明晰的正义之声。今年3月，3名联合国报告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本承认政府和军方对“慰安妇”制度负有完全责任，敦促日本对所有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安抚；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今年也公布有关审议报告，批评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敦促日本改正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
　　日军二战暴行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韩国等受害国对暴行事实的持续揭示，另一方面也源自人类道义的力量：那些违背人道、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无论怎样刻意隐瞒和歪曲，终究逃不过追问，终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欲盖弥彰”的道理，日本政府早当明白，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会为世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