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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邱然 黄珊 陈思
编者按1969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本报今日全文转载《学习时报》采写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以飨读者。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儿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儿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
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
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编者按1969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本报今日全文转载《学习时报》采写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以飨读者。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儿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儿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
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
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