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地，我时常会想起家乡小镇上那条长长的青砖满街、店铺相拥的街道，和外公阴暗得有点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老古玩店”似的杂货铺。
　　记忆里，店里即使是白天也昏暗得像个地窖：斑驳陈旧的货架上，摆着些笨重的粗瓷碗、竹木筷子、刀案、擀杖、铁铲、铜马勺、水瓮、酱罐、铜脸盆、笸箩、麻绳……阴冷的空气中仿佛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气弥漫着，外公独自坐在老式栏柜后的高条凳上，短而微红的鼻梁上架着副石头眼镜，聚精会神地看着他最喜欢的《上下五千年》。偶尔，从门外的阳光里走进来个老乡，外公便放下“五千年”问：“要点什么？”老乡局促又略带腼腆地看着，并不言语，外公知趣地等着，这样往往一上午也就四五趟生意。没人的时候，小店里宁静得看得见时间像水般流淌。太阳接近午时，外婆在街对面喊外公吃饭。饭后，是漫长的午睡，街道上有一种明亮的静，一切都仿佛凝固住了，没了声色，让人感到没由来的沉闷、恍惚，仿佛在梦里般。
　　这是二十年前素朴的小镇生活的一隅。
　　外公是早年从山西临县逃难到小镇上经营布匹、皮货的老板，因为人诚信，渐渐地在小镇上小有名气，并娶了小镇杨庄一位漂亮的姑娘。记得我母亲的旧相册里夹着一张发黄的老相片，相片上，外婆穿着阴丹士林旗袍，乌油油的头法像黑缎似的垂在肩头，衬托得面颊更加白嫩，她手里抱着带着虎头帽的尚在婴孩期的我的母亲。解放后，全镇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了国营百货站和供销社，外公正式成为栏柜后的一名营业员。八十年代初，素有“鸡鸣三县闻，犬吠三县惊”之称的小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兴旺繁荣，山后和周围的农民纷纷涌向城镇，租赁窑房，开办门市，摆摊设点，镇子空前热闹。小镇农历每月逢四、九、二、七为集日，街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外婆娘家的亲戚们肩挑背扛，三五成群来赶集跟会，外婆站在街窑热情地招呼他们：“进窑来，喝碗钱钱饭！”于是一拨人走了，又来一拨人，红红的灶口上的大锅里终日缭绕着钱钱饭的香味。夜晚，外婆就着一盏油灯做活，我们缠着她讲“王母娘娘”，外婆就笑眯眯地又一次讲起郑氏女在小川河洗衣吞食仙桃生五龙坐化成仙的故事。夜深了，油灯熄灭了，我和妹妹缩到被窝做成的城堡里商量着第二天去大河畔，等仙桃漂下来，吃了也好做神仙……
　　外公去世后，外婆出租街窑，住到街巷后院有着雕花窗棂、屋檐上蹲着精巧小兽的杜家大院里。有一年，母亲接外婆散散心，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外婆便诉苦说：“住着个鸟笼子，那个什么抽水马桶的一拉，哗哗哗地冲出股白亮的水来，急得我赶紧用手拦……多可惜呀！”去年夏天，表弟结婚，我们回家乡参加婚礼。外婆老了，岁月的风，吹得外婆高大的身躯佝偻着，像背着个包袱。她是那么老弱、蹒跚，再也不会走快了，腰也再不会伸直了，默默地望着外婆的背影，我的耳边掠过呼呼的风声，过去的时光，瞬间回闪在心头。
　　说起包袱，外婆一生走那胳膊弯上都挎着个蓝底白花的小包。有一次坐班车，外婆下了车才记起她的小包忘在车上了，急忙大喊：“我的包……”可车轮不长耳朵，继续向前，外婆追出一段路没追上，为此还伤心了好些日子。
　　岁月往往使拥有渐渐地变成失去。儿女们长大后，都像小鸟离巢飞向各自的家，小镇的老街也慢慢地落寞了，外婆又搬回去，终日坐在窑前，与几个老姐妹在温暖的阳光下絮叨着家常里短。外婆说着闲话时，会瞅一眼对面外公曾经的小店，它如今是一家成衣店，店里卖货的女子，正照着镜子涂唇膏、描眉毛，旁边的录音机里哼哼哈哈地唱着周杰伦的《双节棍》。
　　“长沟流月去无声”。时光的流转，童年的岁月，离我很远很远了，但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公的小店、外婆蓝底白花的包袱，后街上一家电影院长长的白条凳，正月十五提着外公糊的直统统的鼓子灯与小伙伴们在巷子里穿来穿去，暗蓝深邃的天幕下飘着洁白的雪花，红灯笼的光晕映照在雪地上……谁说岁月没有颜色？回望小镇，我找到了这一段最好最美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