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学院郭冰庐教授的新著《乡土陕北》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阐释陕北地域文化的力作，是从陕北文化考察研究的角度践行“文化自信”的一本书。全书以陕北高原的广阔地面为主要地缘研究对象，以生态环境、生存环境与人文环境为参照系，结合陕北世所瞩目的人文地理特点，对陕北民间风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作以调查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讲，是一本田野作业的专著。全书四十万字，精装彩印，配有数百幅彩色插图，可以说是一本图文并茂的陕北文化的著作。2012年4月13日，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本书就是为推动“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宏伟目标实现的应命之作。
　　这是一本宏观的整合的陕北文化考察成果。在总体把握上，首先，作者把考察对象置于陕北地缘的生态环境、生存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阐释陕北文化品格形成的原因，展示陕北民间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振奋陕北人文精神，提升陕北文化的地位，讲好陕北故事。其次，以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陕北人所创造的多民族融合文化为纲统领全书，将民族融合历史、民间信仰、文化共同体生成、节令文化和民间艺术起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等，次第展开，各自成章而又相映成趣，把一个灿烂、丰富、神秘的乡土陕北、异彩纷呈的陕北文化充分展现。作者挑选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民俗物象，在放大中深掘，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达其刻意追求的三个目标：陕北民间风俗文化生长及其在历史传统中不断充盈并保留其原始形态的时空因素；多民族融合性质及其环境因素形成陕北民间风俗文化雄浑、悲壮、苍凉的风格和博大的吐纳气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土生的民间文化朴素认同，构成了陕北人文精神的主体，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挖掘、抢救、继承和弘扬的历史意义。
　　作为这本书的重点，陕北民间文化共同体民神信仰的田野作业报告，揭示了陕北文化共同体超越行政管辖边界的地缘文化实体的缘由，公众权力与神权的互动，民间信仰、民间造神、祀神娱神社火秧歌及其运作机制，纠手传承谱系等。同时探讨了信仰的神格化、神权支配、团结的维系力、娱神秧歌的教化作用和规劝功能、文化共同体活动的调节功能、宣泄和补偿作用。其意义有二：一是内容上，在陕北文化领域，这是对庞大的民间信仰文化共同体的第一次报告，也是第一份报告，具有别开生面的开拓意义。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纯粹的，也是纯净的不夹杂任何虚构杂质的田野作业运作，也是首次，具有范例的意义。
　　这是一本严格按照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报告。田野作业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有自己的操作规程。要有“追踪”的决心、“蹲守”的耐心。早在1993年，《陕北保宁寺祀神活动及社火——秧歌考察》就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25年来，至今仍是作者跟踪考察的对象。其他文章也莫不是死缠烂打蹲守所得。比如，记录的陕北赛祀艺术《龟兹扬把子》作为民族融合文化的活化石个案，并附录了“赛祀戏一席谈——张明贵道长专访”。这是迄今在陕北存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龟兹文化的第一手资料。重庆青年才俊、民俗学家田波看了这书，激动地说：“田野考察，费时耗财，最想获得的东西往往是偶然得之。个中甘苦，深有体会……《乡土陕北》对于我，是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立稷神以祭之’的献场祭斗农事习俗正是我望断天涯路无处寻觅的鲜活个案。”点透了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记录原汁原味的陕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人留下真实的陕北文化印记，这就是田野作业的目的。本书首创田野作业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部对陕北民间文化保持不添加、不臆造、不干预、原汁原味的，纯净的忠实记录。所用材料均为亲自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与任何人、任何文章没有重叠之处，实属可贵。
　　“死缠烂打”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风俗调查，成功的关键是持守。执着成就了本书形而下的田野作业的可信与形而上的理论研究的高度。科学精神，就是以实为实，不折不扣地把原汁原味的民间文化公诸于世，供人民鉴赏、传承。80年代，作者就陕北26个县（市）的身高和体重作了调查。在某某高等专科学校平均年龄22周岁的75名男青年，47名女青年平均身高、胸围、体重的数据考察，这是陕北人体魄的有力支撑。摄像、照相、罗盘定位、尺量、笔录，一位青年老师动情地说：“从郭教授的考察路数，我看到了真正的田野作业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成功，首先是田野作业的成功。
　　接地气的历练，孕育了作者浓浓的乡愁。陕北地域文化板块，绵延26个县区，面积相当广阔。作者是一位生于长于陕北南部、成熟于陕北北部的颇为少见的陕北学人，如此的乡村记忆和乡愁历练，陕北精神的天然禀赋融汇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更容易接地气，更容易发思古之忧情，底气十足地、充满感情地抒写着“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鲁迅语）。这应当是成就本书的主观要素。为本书写序的罗杨主席曾如此评价这本书和写书的人，这是以赤子心怀、甚至死缠烂打为主要追求方式的动人的“恋爱史”。这不仅是一本陕北乡土经典的民俗志，更是一个陕北汉子精彩的人生志。
　　如果说自然科学侧重于发明创造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则侧重于发现。作者常常提及田野考察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民间文化的创造者往往对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司空见惯”且“见惯不怪”；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恰恰相反，需要“少见多怪”。只有抱着“少见多怪”的学术敏感，以睿智的目光去发现，才能有所收获。像陕北的“三老殿”，陕北最活态的“动物崇拜”乃至“家畜崇拜”的“驴满月”、驴祖师庙，佳县“龟兹扬把子”，志丹县杏河镇的古窨子，保宁堡、马坊、鱼河堡三处庞大的文化共同体民间信仰等，就是这样发现的。所以作者认为，善于发现是一个优秀的民俗学家应当具备的治学品质。
　　适应课题的需要、选取适当的调查方法是本书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原原本本地对陕北文化原生态考察，以田野作业法为主，运用归纳法，辅之以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法和区域比较法，厚积薄发，在形而下调查的基础上做形而上的理论升华。舒展地展现了乡土陕北的原生态，因为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法和区域比较法更适应陕北前沿课题的深层探讨。而文献法有利于项目的深层挖掘。《尚书》《诗经》《周礼》《汉书》《风俗通义》《元和郡县图志》《关中胜迹图志》，通史、民族史、地方市志等经典文献，延展并提升了该书的文化含量。由于项目的初衷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陕北物产、特产如红枣、驴等，其所以写得如此鲜活，多赖于《农政全书》《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古典自然科学经典文献的支撑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