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母亲讲述她认识父亲之前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1年，母亲出生在一个小县城的偏远村庄，三岁时外公给母亲订下一门娃娃亲。当母亲渐渐懂事后才知道，定亲的男人心智不全且身有残疾。母亲家里虽不富裕，但外公在当地威望极高，一诺千金，出于道义守信，外公外婆再怎么舍不得女儿，也抵不过当地的村规民俗，万般无奈下年仅14岁的母亲还是出嫁了。
　　婚后的母亲，白天低头干活儿，闷不作声，晚上与婆家的奶奶和衣而睡，担惊受怕，整日里郁郁寡欢。外公外婆牵挂母亲，每到农闲便会接母亲回娘家小住。婆家会把全家人的鞋样交给母亲，待下次回来时需如数做好交给婆家。不堪的婚姻让母亲心灰意冷、自卑自闭、不爱串门、不爱说话，不论是在婆家还是娘家，母亲从不与邻里走动，也不和村里的妇人攀谈聊天，整日里总是将头脸包裹严实，闷头干活儿，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近四年。
　　1948年，县城解放了。原来一直居住在陕北红区的表叔回到了村里，表叔得知母亲的境遇后，主动到外公家跟母亲讲述红区的世界：“红区尊重妇女、解放妇女，妇女一样可以上学、工作，红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也就是那时候，母亲第一次听到了“离婚”这个词语。未满18岁的母亲一字不识，但“离婚”这个词却深深刻进了母亲的脑海。终于在一个农闲日，深思后的母亲鼓足了勇气，独自一人步行百里到县民政局提出离婚要求。民政局了解情况后答复母亲：县城刚刚解放，现在办理离婚，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就这样把母亲劝说回家。
　　到了年关，母亲又被送回婆家。婆家得知母亲去县城的消息后，开始对母亲严加看管，不许母亲出门，连吃饭、干活儿、睡觉都有人看管。母亲从不在言语和行动上顶撞婆家，依然顺从着忍耐。但在母亲心底，向往自由、渴望重生的信念从未改变。终于在某天深夜，趁婆家人沉睡之际，母亲摸索着逃出了家门。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伴着野狼此起彼伏的嚎叫声，母亲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却义无反顾地奔向县城。天蒙蒙亮，母亲终于走到县城，找到民政局再次强烈要求离婚！第二天，民政局传唤婆家人了解情况并试图再次进行调解，可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离婚。最终，母亲如愿以偿，成为当时县城第一个离婚的人，拿到了一张对于母亲来说是重生的油印小纸条——“离婚证”。手续办完后，民政局局长关切地问母亲：“你现在自由了，想做什么，要回家吗？”“不！”母亲摇摇头，眼里透着希望：“我想念书，我要学习，我要加入革命队伍！”就这样，母亲留在了县城，被安排去县城的妇女培训班学习，开始了她崭新的人生。
　　“这一生，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母亲激动感慨，满含热泪地跟我们回忆这段往事。
　　母亲天资聪慧，虚心好学，积极参加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很快成为妇女队伍中的骨干力量。1949年，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并结为伉俪，携手走过了47个春秋。
　　母亲温柔贤惠又心灵手巧，与人和善，从不高声呵斥。孩子们从小到大的各式毛衣让其他孩子羡慕不已，她曾多年从事财务工作，爱学习爱钻研，信奉活到老学到老，离休前像年轻人一样努力，最终取得了会计师从业资格。
　　父亲为革命透支了健康，暮年时每年都要在医院疗养一段时间，而每次住院，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在照顾，从不让儿女沾手，只有到了晚上，才同意让儿女们轮流看护，第二天又会早早赶来，生怕耽误儿女们的工作。1995年，父亲意外摔坏了胯骨，卧病在床5个多月，母亲没日没夜地陪伴左右，从吃饭、洗澡、翻身和各种治疗、护理、按摩都由母亲亲自打理，虽然儿女们也轮流照顾看护，却远不及母亲贴心。
　　1996年父亲因病去世，性格开朗、积极乐观的母亲并没有消沉，她不愿意给儿女增添负担，坚持一个人独居，热心参加各类庆典和集体活动，年逾八旬依然站在舞台上表演大合唱、诗朗诵，活动发言依然从容自若、侃侃而谈，是我们儿孙的好榜样。
　　善良、乐观、温柔而不失坚韧，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因共和国而重获新生、因信仰而重获幸福的平凡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