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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的现实主义观照与侠义主题
文/朱白
  《我不是药神》在连续点映期间,已经取得相当惊人的口碑。这不仅是一部完成度极高少见的国产现实主义电影,同时也是一部用诚意来打破所谓制度壁垒并靠规矩的拍摄手法来赢得观众的作品。
  “救命药”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属于罕见的题材,大多数人对此产生不了共鸣,观影者无法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片中主人公所遇到的那些困惑和绝境。但,人性上的一切都是共通的,换言之,《我不是药神》这样一部作品,在王传君、章宇、谭卓等饰演的病人或病人家属的刻画下,有了人性上的打动常人的动能。另一方面,徐峥所塑造的人物,从狭义的利欲熏心的奸商变身成了正义的侠义之士,这种形象和人性上的共振,对于这样一部现实主义角度的电影来说,已经成功攻陷了观众的防线。
   (一)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对国产片不够信任,尤其是以讲述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生活的题材,它们总是充斥着粉饰或者伪装,要么道貌岸然,要么凌空蹈虚,缺乏某种可以真实打动观众的质感。所以,面对并非类型片的作品,我们难免持有一种防线,以便不要轻易变成了贡献票房的“受害者”。
  《我不是药神》的角色塑造、故事递进、叙述逻辑、细节刻画等等方面,都算是经得住了考验。所谓征服或者攻陷观众,其实也并不是难事。拿《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来说,此前并没有显赫的作品和过多的成功经验,在影像或者拍摄手法上也没有标新立异的姿态和念头,他只是按部就班,用一个可以让当下观众产生焦虑并又顺利解决的故事,完整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实。当然,这样一部电影,能请来徐峥、宁浩、盛志民这样的老炮儿,也是成功要义之一。精巧地规避掉敏感部分,如何让一个看上去敏感的社会题材成功立项和过审,这些当然不是一个年轻导演所能精准把控的。
  白血病,在民间或者科学界,皆属于突如其来的那种病症。换言之,它不大会因为个人的某种过失或者固定动作而出现,而是自动的、不带有预期性地袭来。而这种无法根治的病,其死亡率又无比令人恐怖,不管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还是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都会对此产生一致性的恐惧。但一个进口药,人为地将人划成了两种,一种可以活下去,一种不能活下去。进口药可以维系患病人的生命,但药价超高,令很多人即便卖房子破产坚持也难以维继。印度生产的仿制药,通过非法渠道来到患者手上,它成了想活命的穷困患者的救命稻草。徐峥饰演的勇哥,正是在这个灰色产业链中,从一个一心想着赚一笔的奸商,渐渐变成侠肝义胆的正义之士。他先是冒着法律风险,然后又自掏腰包填补药品涨价后的差额——他成了无数患者心中的大侠。
   (二)
  据说这是根据一桩社会新闻改编的故事,现实中的“药侠”也经历了这样一种“蜕变”,虽然电影中的人物和具体事件有了夸张成分,但现实力量一点不弱。它成了一道可以照耀出鬼魅和不完美的公正的镜子,让所谓的灰暗暴露在阳光之下。
  在一个正常能见度的社会中,所谓的不安和困惑是应该有一个合理渠道去得到重视乃至改变的,但是并非每一个社会一开始就都有着先天的公正环境,以及透明而合理畅通的渠道。尽管我们曾经经历过太多的变迁和磨难,但显然完美社会并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那些先受伤的个体和忘我的侠义之士,用自己的肉身来证明不公和那些有待阳光对待的灰暗沟壑的存在。
  尽管《我不是药神》中太多的镜头,展示的都是残忍和悲剧,但这个电影本身并非悲剧,而是一个让人最后看到璀璨阳光明亮到来的美好结局故事。勇哥虽然锒铛入狱,但他的牺牲是值得的,他的短暂悲剧换来了更加公正的制度和立法,让更多的人就此受益。
  这样的进步或者说事物的发展流程,大概也符合了一种社会真相——那就是没有一个一开始就完美公正的社会,也没有一个只有美丽没有阴暗的桃花源社会给我们准备好,一个社会需要不断递进,哪怕是一些不合乎现有法律的侠义之士的努力匡正行为,也是改变和进步的一种有效渠道。
  并不是所有悲剧都跟社会制度有关,也并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可以规避。但跟很多社会上发生的个体悲剧不同,类似白血病患者买不起救命药的这种悲剧,通过制度的建设和更加合理机制的完善,至少可以有效减少甚至杜绝。
  (三)
  片中着力不多地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困惑,也是那种无力解决的真正的悲剧。王传君饰演的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曾经一度乐观地跟随勇哥倒卖仿制药,好像他的生命也因为自己儿子的出生获得了乐观的可能,但真正残酷的病症让他还是无法继续承受着这样的病痛。他的绝望正是那种深刻又无法获得赦免的绝望,他只能让自己成为被围观的一种景象。剧痛,又没有人能够想出有效的办法去解救一下他。吕受益这样个体的悲剧是容不得半点煽情的决绝悲剧。
  另外,影片有一个角度处理得稍显幼稚,是一种简单粗暴为了彰显戏剧冲突的幼稚。片中把进口药的厂方和国内代理人塑造成一副奸商的模样,这符合此时观影者对于高价药的痛恨,所以那些在患者面前的冷血和在打击仿制药时的严厉,成了一种简单迎合观影者情绪的表达。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敢卖所谓高价药的药厂,驱动他们的恰恰是治病救人而不是牟利。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想要牟利就要有更多药,就要救更多的人命。保护知识产权的意义在于,至少在维系高研发成本下,人类还有这种救命药,倘若随便福利性发放,可以想象的就是,未来没有人愿意再去在市场规则下去搞研发和制造了。
  作为一个已经解决掉的问题,白血病患者在进口高价救命药上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切,这当然也是这样一部电影能够出现在我们眼前的首要前提。但并不是说这样的电影就此已经没有社会意义只剩下煽情了,恰恰相反,它还是让更多的人看到某种可能性,以及还有更多的不公也许正发生在其他角落里等待更多的人积极去面对。虽然影片中的一些刻意煽情镜头(比如徐峥被警车带走时的病人长街相送画面)和一些细节或者概念有夸大的成分(现实中这个进口救命药与仿制药之间的差异没有4万元和500元这么大的差距),但它仍然控制极好地让观众就此关注到一种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甚至对于一些犬儒主义者来说视而不见都不可以,这些悲剧以及悲剧解决的过程,就是这样硬邦邦地客观展露在了你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