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武侠小说家、知名报人金庸在香港去世。他一生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风行两岸三地，并有多种外文版本。他的武侠小说接续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意象，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与现实平行的世界。 
　　
　 2018年10月30日，武侠小说家、知名报人金庸在香港去世。他一生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风行两岸三地，并有多种外文版本。他的武侠小说接续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意象，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与现实平行的世界。
　　缘起1931
　　“天上有几点亮晶晶的明星，好似烁亮的小镜子，在大黑布上闪闪地晃动。这时林中很快地跑出一个少女来，浑身穿着黑衣，姿态婀娜中含有刚健气，背负一剑，行走若飞，直向前面溪边走去。”
　　1931年，浙江海宁的八岁男孩查良镛读到他人生中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小说开头的黑衣少女方玉琴为父报仇，途中遇到师兄岳剑秋，两人珠联璧合，共同行侠仗义。《荒江女侠》融汇武侠打斗与儿女情长，在当时颇有开创性。作者顾明道最初计划写成中篇小说，由于在《新闻报》副刊连载时很受读者欢迎，临时改扩为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查良镛大开眼界，此后他又在期刊上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和《侠义英雄传》。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些侠客故事寄托着民众除暴安良、振兴华夏的愿望。这也是作家们的自觉，《荒江女侠》的作者顾明道自述“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平江不肖生本人更是支持革命家陈天华、参与北伐讨袁的进步青年。
　　1931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查良镛的表哥徐志摩乘飞机时遇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几大社团中，徐志摩所在的新月社在创作上更关注艺术技巧和风格，如探索新诗的格律化，但是多数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现实关怀。徐志摩逝世后，新月社走向衰落，并在两年后解散。
　　1955年，查良镛开始用金庸的笔名写武侠小说，他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就是一位浙江海宁的翩翩公子，年纪轻轻便出任红花会总舵主，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然而陈家洛性格善良，轻信乾隆皇帝，最终葬送自己的事业。徐志摩同样出身海宁望族，年少有成，被众人寄予厚望，却终因一份不切实际的感情付出生命代价。许多读者和研究者因此把徐志摩看做陈家洛的原型。
　　金庸从未回应过这个话题。不过，在《荒江女侠》与新月社之间，金庸的创作显然受前者的影响要大得多。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多半设定在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宋元清，英雄侠士们在壮阔的大时代抉择、抗争，揭示道义所在。在这些小说中，金庸写到的反派人物时也笔含同情。《天龙八部》中“四大恶人”之一的云中鹤，恰好与徐志摩的一个笔名相同，“恶人”云中鹤尽管轻狂好色，却也在西夏搭救过轻生跳崖的王语嫣。
　  超越正邪
　　《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等作品使金庸得以在正邪对立之外拓展了武侠小说的内涵。金庸曾说：“武侠小说和其他小说一样，也应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金庸研究者严晓星认为，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金庸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的人物。杨过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顾民族大义，投到蒙古南征军中效力，还图谋刺杀“侠之大者”郭靖，已很难以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则以令狐冲、刘正风、岳不群等人为代表，更猛烈地冲击了一般意义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间，还有在正邪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张无忌，遭受命运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无路的萧峰等形象。
　　《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到封笔时，金庸已有了15部作品，他将其中的14部书名各取一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杨过与小龙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成了金庸改写动作后唯一的存留。金庸曾这样解释自己爱情观的改变：“现在了解人和事多一点了，知道世界上像小龙女和杨过一样的人太少了。比如袁承志对他女朋友青青，有三心二意，但最后也没变心。三心二意是现实中有的，完全没有反而不现实。人生最理想的是专一的爱情，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有，这样改更接近现实。”
　　金庸曾对媒体表示，“我希望我的小说50年、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我过世之后，100年后还能看。”
　　深入内地
　　金庸的小说来到台湾与大陆后，在两岸不约而同地经历了长时间的“地下”流通。1959年，台湾当局查禁了404种武侠小说，包括多部金庸小说，指其“颠倒历史，混淆是非”。为躲避审查，台湾书商更改书名，甚至将作者署名改为古龙。
　　直到1970年代，金庸以《明报》创始人身份到访台湾，得到了高层礼遇，加上出版人的游说努力，当局才批准了《金庸作品集》的出版和报纸连载。
　　这个时候，金庸小说也悄然流入内地。作家丁华回忆，1976年春末夏初，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有一套不全的旧版《笑傲江湖》，“将书借给我时，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归还，他们要出海。”
　　从1960年代开始，邵氏已经推出多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著名导演楚原、张彻都曾执导，不过票房反响平平。反倒是电视播出的几部改编版本，收视大好，在重拍《射雕英雄传》前，无线电视对香港观众做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0%观众看过原著，70%对改编表示赞成。无线还举办了“理想黄蓉形象”选秀，由金庸的好友倪匡、导演徐克、楚原、杜琪峰等人担任评委，从中选出了演员翁美玲。这部1983版《射雕英雄传》引进内地后，最终轰动一时。
　　迄今为止，由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超过100部。尽管绝大部分让金庸不满意，他对此的态度是：“我不反对把我的书拍成电影电视。观众看完戏，反而有兴趣再看书，会有更多人去看书”“就我自己去拍，亦不可能拍得理想的”“所以要改便改好了，我不会反对”。由于欣赏导演张纪中“有侠客之气”，金庸把《笑傲江湖》版权卖给中央电视台时，只收取了一元钱。但他对拍出的结果不满，下一部《射雕英雄传》卖了72万元，“后来看他们还算忠实原作，我就拿出10万元送给了编剧和导演”。
　　影视剧使金庸作品更加受到普罗大众的青睐，但关于金庸小说的雅俗之争，也从未休止。作家王朔曾经评价，“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金庸刊文做出了礼貌的回应，“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对于自己的小说广为流行，金庸的解读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
　  “出海”
　　金庸小说最初远播海外是在东南亚，甚至早于中国内地。1950年代末，金庸小说在香港报刊上连载后，在东南亚就有大量译本面世。
　　印尼文译本大受官员至民众的欢迎，带动了印尼本土的武侠小说写作。泰文的“射雕三部曲”则从195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四个译本，再版数十次，书名译作《玉龙》。越南有一则流传已久的段子，称曾有南越政府议员在议会吵架时，用“岳不群”“左冷禅”互骂。
　　由于文化的相近，金庸在日韩也大受欢迎。正式获得授权之前，已有十二家韩国出版社盗译了金庸小说，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宇曾说，“十多年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韩国卖出总部数号称是100万部。”
　　1996年，金庸与日本德间书店签约，很快推出了《金庸全集》及多部小说译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冈崎由美是其中一位译者，作为多年的金庸迷与研究者，她曾说，“尽管日本读者未必可以明白金庸作品中的诸多武功招式，但也觉得武功名称富有诗意，相比武打场面的描写，日本读者普遍对于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更为感兴趣”。
　　最早的英文译本出现在1993年，这本《雪山飞狐》（FoxVolantoftheSnowyMountain）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香港学者莫锦屏翻译。英国媒体人晏格文GrahamEarnshaw曾担任路透社亚洲区编辑，他用十年时间翻译出版了《书剑恩仇录》（TheBook&TheSword）。汉学家闵福德为这本书做了审订，随后几年，他又组织翻译了三卷本《鹿鼎记》。他说，“那是金庸构筑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半是玄想，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金庸的小说里，你会遭遇许多的古怪和许多的美妙。”
　　相较于在东方和华语世界，金庸作品在西方的传播显然无法比肩。英译本数量尚少，2004年出版的法译《射雕英雄传》试印1000套，六年后仍未售完。金庸在一次北大演讲中说道，“我的小说翻译成东方文字，如朝鲜文、马来文、越南文或泰文都相当受欢迎，但翻成西方文字就不是很成功，因为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情感、生活。”（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