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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校址设在延安城北的兰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党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兼任院长。延安马列学院是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学院经常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博古、王若飞、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根据地回延安的领导人作报告或讲课，阐述重大理论问题或政策问题，介绍工作情况和经验。毛泽东先后讲过《战争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他去时很简单，没有人陪同，也不要迎接。毛泽东讲课像摆龙门阵，语言幽默，常常使人忍俊不禁。他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便是站在一张桌前，不用讲稿，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列学院的学员都喜欢听毛泽东讲课。
1940年初秋的一个上午，毛泽东又一次应邀为马列学院作形势报告。据时任马列学院校务处处长的韩世福回忆，当天早餐前，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把校务处处长韩世福、教务处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四位同志叫去，叮嘱他们说：“你们提前吃饭，今天请毛主席来学院作报告，由你们接送。饭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
当年的延安条件异常艰苦，马列学院虽然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但教学设备极其简陋。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觉得为难，不知该怎么个接法。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我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呀！张启龙看到他们为难，就跟他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不知能不能排上主席的议事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听张启龙这么一讲，他们四位同志就一起急急忙忙向杨家岭赶去。
兰家坪到杨家岭，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大约不到两公里路程，中间还隔着延水河。当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走了约一半路，刚到延河边跨上木板搭的便桥桥头，毛泽东就与他们相遇了。他们一看是毛主席，个个都愣住了。没有等他们开口问好，毛泽东就开口问他们四人：“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呀？”邓力群答道：“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都笑了，但谁也没有回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儿地摇手，并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驾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个个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毛泽东同他们四人一边走一边了解学员情况。问他们想让讲什么内容、对国际形势有什么看法。毛泽东步伐稳健，从容不迫。不觉一会儿就来到了马列学院。在要与他们四人分手时，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随即，毛泽东就登台为马列学院师生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毛泽东以其政治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深邃的洞察力，用深入浅出的道理、风趣幽默的语言，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极具吸引力，会场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把日本侵略者比作狡猾而令人讨厌的狐狸，他们利用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一时得胜，胃口很大，举两只爪子抓人，一爪叫做军事进攻，一爪叫做政治诱降。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蒋介石更加动摇，国内的投降危险空前加重了。国内外的形势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呀！毛泽东认为形势是严峻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逐日寇，还我山河。毛泽东还分析了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报告会一直持续到午饭时间，马列学院领导考虑到毛泽东作了一个上午的报告，还要走路回杨家岭，就留毛泽东吃饭，但不管怎么挽留，毛泽东都婉言谢绝了，而且也不要人送他。他就这样作完报告后，步行回到杨家岭。延安马列学院派人去接中央领导来作报告，在今天看来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不正常、要不得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毛主席的言行，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职位、权力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胜利。
毛泽东讲“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那么，何谓“延安作风”？何谓“西安作风”？下面这则史实最能看出二者的区别。
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8月7日蒋介石为督战飞到了延安。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困的延安山城。8月7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内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在延安最好的宾馆里。这大概就是国民党的“西安作风”。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杨家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孔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尽管从1927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军通过5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面对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和小煤油灯，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据当年跟随蒋介石来延安的参谋郭瑞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一般情况下说话较少，而此时他连说：“苦呀、苦呀！真不容易！”使蒋介石感到震惊的不是别的，正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延安作风”。
从这段史实中，人们不仅能够非常清晰地区别什么是“延安作风”，什么是“西安作风”，并且更明白了“延安作风”之所以能够打败“西安作风”的真正原因。
共产党人的“延安作风”，造就了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模范区。
1940年6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的考察，两相比较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制作的一部反映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电影，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这句“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具有政治谶语般的魅力，10年后这句话得到验证：清贫清苦、清纯清澈的共产党用优良作风战胜前方吃紧、后方吃紧的国民党，感动了全国人民，赢得了民心，建立了新中国。
“延安作风”就是在延安形成的优良传统，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域环境，但它已超越了时空界限，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党魂之所在。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人都要继承发扬延安精神。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1940年初秋的一个上午，毛泽东又一次应邀为马列学院作形势报告。据时任马列学院校务处处长的韩世福回忆，当天早餐前，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把校务处处长韩世福、教务处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四位同志叫去，叮嘱他们说：“你们提前吃饭，今天请毛主席来学院作报告，由你们接送。饭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
当年的延安条件异常艰苦，马列学院虽然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高学府，但教学设备极其简陋。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觉得为难，不知该怎么个接法。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我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呀！张启龙看到他们为难，就跟他们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不知能不能排上主席的议事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听张启龙这么一讲，他们四位同志就一起急急忙忙向杨家岭赶去。
兰家坪到杨家岭，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大约不到两公里路程，中间还隔着延水河。当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走了约一半路，刚到延河边跨上木板搭的便桥桥头，毛泽东就与他们相遇了。他们一看是毛主席，个个都愣住了。没有等他们开口问好，毛泽东就开口问他们四人：“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呀？”邓力群答道：“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都笑了，但谁也没有回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儿地摇手，并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驾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韩世福、邓力群、安平生、马洪四人个个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毛泽东同他们四人一边走一边了解学员情况。问他们想让讲什么内容、对国际形势有什么看法。毛泽东步伐稳健，从容不迫。不觉一会儿就来到了马列学院。在要与他们四人分手时，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随即，毛泽东就登台为马列学院师生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毛泽东以其政治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深邃的洞察力，用深入浅出的道理、风趣幽默的语言，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极具吸引力，会场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把日本侵略者比作狡猾而令人讨厌的狐狸，他们利用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一时得胜，胃口很大，举两只爪子抓人，一爪叫做军事进攻，一爪叫做政治诱降。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蒋介石更加动摇，国内的投降危险空前加重了。国内外的形势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呀！毛泽东认为形势是严峻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逐日寇，还我山河。毛泽东还分析了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报告会一直持续到午饭时间，马列学院领导考虑到毛泽东作了一个上午的报告，还要走路回杨家岭，就留毛泽东吃饭，但不管怎么挽留，毛泽东都婉言谢绝了，而且也不要人送他。他就这样作完报告后，步行回到杨家岭。延安马列学院派人去接中央领导来作报告，在今天看来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不正常、要不得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毛主席的言行，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职位、权力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这种“延安作风”的胜利。
毛泽东讲“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那么，何谓“延安作风”？何谓“西安作风”？下面这则史实最能看出二者的区别。
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8月7日蒋介石为督战飞到了延安。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困的延安山城。8月7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内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在延安最好的宾馆里。这大概就是国民党的“西安作风”。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杨家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孔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尽管从1927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军通过5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面对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和小煤油灯，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据当年跟随蒋介石来延安的参谋郭瑞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一般情况下说话较少，而此时他连说：“苦呀、苦呀！真不容易！”使蒋介石感到震惊的不是别的，正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延安作风”。
从这段史实中，人们不仅能够非常清晰地区别什么是“延安作风”，什么是“西安作风”，并且更明白了“延安作风”之所以能够打败“西安作风”的真正原因。
共产党人的“延安作风”，造就了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模范区。
1940年6月，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的考察，两相比较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制作的一部反映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电影，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这句“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具有政治谶语般的魅力，10年后这句话得到验证：清贫清苦、清纯清澈的共产党用优良作风战胜前方吃紧、后方吃紧的国民党，感动了全国人民，赢得了民心，建立了新中国。
“延安作风”就是在延安形成的优良传统，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域环境，但它已超越了时空界限，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党魂之所在。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人都要继承发扬延安精神。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