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4日21∶48，当话剧《平凡的世界》尾声音乐响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观众李山不停地重复，“没白来，没白来。”他的眼睛湿了。
　　为了看上这场演出，李山几个月前就抢好了票。他不能“重蹈覆辙”——今年1月该剧登陆国家大剧院时，3000多张票三天就售罄了。他没买到，“比演唱会的票还难抢”。
　　如果以40年为尺度，找到一部比《平凡的世界》改编形式更多、影响更持久的当代小说，并不容易。
　　它是最畅销的当代小说之一，是中国大学图书馆出借率最高的书籍之一。这些“头衔”的加冕，不仅因为茅盾文学奖的加持，还在于，这部小说讲述的励志故事，代言了许多人的青春梦想。
　　当“我就是孙少平”成为一代人的接头暗号，背后是中国人奋斗的回响。
　　“民选”的经典
　　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员李野墨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
　　坐在录播间里的《小说连播》责任编辑、力主将《平凡的世界》送上电波的叶咏梅，没有想到，这次播音会回荡30年。
　　在此之前，问世不久的《平凡的世界》并没受到专业人士青睐。那是1986年，现代派文艺、先锋派创作、前卫艺术最活跃的时期。
　　作者路遥不排斥现代派，但他觉得，写最朴素的人应该用最朴素的手法，“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
　　为了这部小说，他准备了三年。和农民同吃住，与矿工下井，翻旧报纸磨得手指流血。但第一部出来后，两次遭到退稿，有人“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作品的兴趣都没有”。
　　率先出版《平凡的世界》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李金玉，承受了很大压力。领导觉得她拿到路遥的手稿而不是另一位大作家的授权，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但她还是被书中呈现的“经历苦难的人们不向苦难低头、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美好的道德情感”打动，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坚持出版。
　　广播开播三个月后，这本定价3.35元的书脱销了。还在上大学的李山省下一周的晚饭钱买下书。为了省电，是就着路灯读完的。
　　叶咏梅和同事收到一万多封听众来信，请了两位放暑假的高中生协助，才回复完。
　　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学退休教师周世保在信里说，每当广播响起，他就“成了一名用功的学生，准时听讲上课……一字一句都不能从我耳边随便滑过”。
　　一位甘肃的高中生，家在农村，离学校8里地，为了完整地听完这部书，每天一放学就往家跑，四个月下来，长跑成绩竟然在校运动会上拿了名次。
　　据统计，当年广播版的听众达到三亿。后应听众要求，重播数次。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在1999年组织的“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评选出了“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平凡的世界》是唯一入选的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小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长期以来都是“学院经典化”，侧重文学史要素，通过学院派专家的分析判断筛选，实现传承。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却是一部少有的“民选经典”，“一些主流专家特别是写文学史的人不太认可，但是读者非常喜欢，推荐分享。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接地气’。”
　　这种口耳相传的沉淀，甚至会出现在一些意外场合。不久前，受邀参加一场聚会的叶咏梅，遇到一位老听众，已经成为银行高管的他，当场背起了《平凡的世界》。 
　　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年来，赵勇一直想弄清这个“谜”：一部小说，面貌朴素，手法传统，为什么显示出这么旺盛的生命力？
　　他觉得，这首先与小说的现实主义笔法有关。故事描写中国变化最为剧烈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乡村、省城、学校等广阔画面，如同时代标本，“可以从不同角度挖掘出不同的含义。”
　　路遥曾告诉叶咏梅，自己所写的书中有三条线：
　　一条是哥哥孙少安，反映当代农民在变革时期的思想、心态和生活；
　　一条是弟弟孙少平，路遥认为，他的自尊、自重和独立思考，不安于现状和实现理想的拼搏、实干精神正是国家所希望于青年的，“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前途”；
　　一条是以田福军的干部形象反映当代干部队伍状况。
　　分析者还认为，《平凡的世界》在美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追求，就是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而且这些普通人又是有追求的。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吃的是窝窝头，看的是《参考消息》，有“强烈的精神追求”。
　　在赵勇看来，这与当时“理想主义”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小说诞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获得空前解放，命运有了更多可能，这和书中传递的奋发有为形成共振。“主人公有了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欲望。”
　　“这部作品表现了当时不甘于贫困、愚昧、重压的蠢蠢欲动的变革心态。”叶咏梅说。代表就是主人公孙少平——和出身抗争，追求精神的充盈，一边拿着“非洲馍”，一边让“生活的诗情充满十六岁的胸膛”。
　　“改革开放使农村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城市，参与国家建设。这些和孙少平有近似经历的人，很容易从书中找到共鸣。”李金玉告诉本刊记者。
　　当时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在四川电视台做导演的毛卫宁，也通过《小说连播》对孙少平着了迷。生活穷、工作苦的毛卫宁，对孙少平试图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吃不饱饭却仍不妥协的情节印象深刻。他问自己，我起码能吃饱饭，还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什么不努力做到他那样？
　　这种共鸣在过去的30年间不断发生，很多人在陕北高坡的“双水村”里找到了人生和理想的慰藉。
　　有人“饱含热情和泪水”读完这本书，感到“一个平凡人也能有不平凡的一生”。有人由此开始学习写作，出版了小说集。有人在初冬的风中看着“夜色从大地升起”，念及困顿，欲哭无泪，蓦然想起“在街头秋风秋雨中茫然无路却咬牙坚挺的孙少平”。
　　上世纪90年代，一位记者在采访打工者时，看到一套盗版的《平凡的世界》被“翻得又脏又破”。但在打工者口中，它为艰苦的生活“增添了一层希望的亮色和奋斗的力量”。他们喜欢路遥的作品，尽管有些人并不知道路遥是谁，“甚至连路遥和琼瑶都分不清楚”。
　　毛卫宁觉得，孙少平影响了一代人。不止影响，他几乎就是他们的化身。当孙少平顽强拼搏，背后是中国人埋头赶路的身影。“那时候，我们都是废寝忘食地读书、创作、劳动，整整一代人都这样，社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这些人的努力和贡献。” 
　　“任何时代都需要它”
　　2013年，当有人找到毛卫宁，请他执导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觉得，这本“伴随着他成长”的书太应该重现荧幕了。
　　但等待他的是一个新问题：在今天的背景下演绎这部作品，要说些什么？
　　30年的飞速发展后，小说描写的中国已今非昔比。这个国家的GDP从1985年的909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翻了90倍。李山已经是一家私企的高管，儿子用Kindle看书，用iPad看电视剧，“想买什么买什么”。
　　毛卫宁意识到，“孙少平的知识改变命运已经获得共识，田福军代表的致力改革的官员也得到肯定，政府机关在各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改变。但是孙少安代表的农民阶层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宗族的关系到今天仍然会看到。”他认为，农民群体是今天更应关注的对象，决定做个改变，将孙少安设为电视剧的主角。
　　但有些东西，他要保留。今天的一些现象让他担忧，“太多年轻人希望一夜成名，或者抱怨生活艰难、社会不公，而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毛卫宁希望通过翻拍告诉年轻人，“不管处在什么社会、哪一个阶层，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这是《平凡的世界》传递的最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被继承下来的东西，是认真。为了选景，小说里提到的所有地方毛卫宁都走了个遍。剧组几乎重建了戏里的村庄和县城，甚至搭了一个被洪水淹没的城市一角。当年的《小说连播》也以旁白的方式“移植”进来，以为“致敬”。
　　毛卫宁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如果仅仅为了收视率，他不会拍《平凡的世界》，“创作者在这部剧里所收获的，更重要的是口碑和水准。”但他还是承认，“压力很大”。不少电视台问他，这样一个农村戏，会有人看吗？
　　30年后，主创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与路遥相似的困境——该剧播出的2015年正是IP、玄幻兴盛之时，现实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冷遇。毛卫宁不敢确定，这个带着“泥土味”的作品能不能在“上仙”和“小鲜肉”中杀出重围。
　　反响超出他的预期——尽管电视台的收视率不是最佳，但连续三周网络点击第一的成绩还是证明，“80后”“90后”不仅接受，甚至成了追剧主力。电视剧播出之前，《平凡的世界》已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最好的图书之一，电视剧让小说再度脱销，加印4次。
　　那一年的春天，“像孙少安一般去奋斗，像田润叶一样去爱”，成为延安大学校园里的标语。
　　毛卫宁不断收到年轻人的留言，“年轻观众突然发现，他们跟父辈其实有共性的东西，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
　　30年过去，如今为了减肥发愁的人，已经很难理解孙少平用白开水泡黑面馍的窘迫。但这似乎并不能阻碍人们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个作品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任何时代都需要它。”赵勇说。
　　叶咏梅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打动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代代年轻人对奋斗拼搏的执着是相似的。“这种精神也是我们民族一直传承下来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
　　某种程度上，路遥问了一个超越时代的问题：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价值、妥放人生？
　　他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我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凡的看法和做法来。因为，在最平凡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
　　这天的话剧，李山的儿子也去了。结束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回家好好看看这本书。当然，是用iPad。（文章出自《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