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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品“人生”
樊高林
在著名作家路遥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改革先锋殊荣之际，由延安演艺集团话剧社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人生》成功上演，这是家乡人民对路遥最好的纪念。可喜可贺。
《人生》原著发表于上海大型文学刊物《收获》1982年第三期首篇，之后全国几家文学刊物相继转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时脱销，几次再版。再次荣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前《惊心动魄的一幕》曾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人生》搬上银幕之后，分别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人生》通过书刊、电影、电台连续广播等形式的广泛传播，在全国城乡影响深远。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在广大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人生》以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城、乡青年截然不同的命运，展开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表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与命运的不屈抗争，对人生价值和尊严的追求，塑造了一个不甘平庸、励志奋斗的鲜活形象。原著的知名度，是话剧改编的难度。更何况，电影《人生》生动形象的艺术展现，已经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形成了一种鉴赏的认知定势。由周里京饰演的高加林，吴玉芳饰演的刘巧珍成为当时青年人一度追捧的偶像。所以，话剧改编既要忠实于原著，又不能落入电影《人生》的窠臼，这就使编剧和导演面临着难上加难的突破，更具挑战性。然而，话剧《人生》的改编演出不负众望，以一种全新的把握与再创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高度。足见编剧、导演的独具匠心，演员们对角色准确到位的理解体验，全身心投入。
大幕在悠扬舒缓的主题音乐“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中开启，随着剧情淳朴的诗意表达，将观众带入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去领略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情感的跌宕起伏。特别使我们这些高加林的同龄人，更是感同身受，可谓酸甜苦辣辛五味杂陈，心情难以平静。痛定思痛，令人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剧情之外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是什么造成了当时农村知识青年的怀才不遇，并衍生出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悲剧？这应当归结于当时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别。农村知识青年甜蜜的理想之树为什么会结出苦涩的失望之果？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回想我国当时的状况，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犹如一道鸿沟，将农村人和城里人严格区分开来。一纸农村户口，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辛勤劳作一年，所生产的粮食首先要上交公粮，这是“皇粮国税”，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公粮之外，还要再交一定的购粮，这是应做的贡献。之后所剩无几的口粮，青黄不接，食不饱腹。穿衣的棉布，点灯的煤油，就要靠养一头猪、喂几只鸡来贴补，再无经济来源。如自留地里种点经济作物，搞点提篮小卖，也要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这就是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至于婚姻，农村姑娘小伙一般难以和城里小伙姑娘结婚，即使结了婚，生下小孩也上不了城市户口，吃不上供应（商品）粮，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跳农门”。农村青年只有跳出“农门”，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娶上理想的媳妇。因而，巧珍爱上有文化的并且进了城工作的高加林，就是异想天开，结果必然是悲剧，最后只能嫁给憨厚自卑的马拴。高加林拒绝了巧珍，想通过与黄亚萍的结合，去南京寻求更大发展空间，也是非分之想，最终也只能是被人揭发违规招工，清退回农村。“乡巴佬”吃不到“天鹅肉”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城镇户口，这便是《人生》所揭示的深刻主题。
《人生》剧情的凝练概括与精到取舍，是该剧成功的基础。编剧从高加林被书记的儿子顶替了民请教师的情节切入，展开矛盾冲突，省去了许多铺陈。进而以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又与黄亚萍和高加林的移情別恋相互交织，集中表现几对人物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剧本截取几个突显陕北地方特色的典型情节，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将剧情推向高潮。如高加林进城卖馍的难为情，刘巧珍学刷牙遭到的非议讥讽，高加林和刘巧珍给井水用漂白粉消毒引起的轩然大波，高加林进城拉粪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等。在农村艰苦的生存状态中，表现年轻人对文明时尚生活的追求向往与群众落后观念的冲突。揭示了文明进步往往从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开始，在潜移默化中进展的深刻意蕴，也折射出农村社会转型变革的艰难。全剧场景丰富而简约，动静相宜；节奏紧凑而明快；时空转换灵活，张弛有致。群像戏场面热烈生动，而不失厚重；双人戏精致细腻，而不显单调。
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内心世界刻画准确。注重挖掘人物的人性之美和人性弱点与缺憾。高加林与命运的抗争，不屈不挠；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寸步不让，甚至大打出手；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奋斗不懈，失去理智地接纳黄亚萍的爱。刘巧珍对爱情的追求忠贞不渝，期望破灭之后仍无怨无悔，尽管高加林抛弃了她，她也能容忍理解，不许父亲恶毒咒骂，阻止姐姐对高加林落魄后的侮辱报复，充分表现了陕北女性宽宏大量、善良自尊的人格魅力。黄亚萍则是浪漫多情，自我张扬，无拘无束，她能和高加林随口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憧憬未来的江南生活，而刘巧珍在高加林面前只能反复地说一些村里的家长里短，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剧中配角人物也一个个表现得活灵活现，德顺爷爷的风趣智慧，通情达理；高明楼玩弄权术的圆滑世故；刘立本的精于算计；马占胜的投机逢迎；张克南的善良与包容；克南妈的刻薄尖酸，他们尽管在剧中所占分量不大，但举手投足，寥寥数语，都对主人公的塑造、主题的深化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可谓相得益彰。
剧中的细节描绘，充满陕北生活元素，为强化人物的个性和心灵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如马拴那辆缠着花里胡哨塑料彩条的自行车，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加林送给巧珍的红丝巾，巧珍出嫁又将它做了红盖头，她割舍不下心底对加林的爱。当加林向巧珍提出分手后，巧珍骑着自行车在舞台上疯狂地转圈，宣泄内心的痛苦。导演对这个细节的设计令人叫绝，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加林被告发后，要离开办公室时，脱下黄亚萍给他的皮鞋，换上进城时巧珍给他亲手做的布鞋，返回原点。这些充满寓意的细节，让人看得揪心、酸楚。
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运用陕北方言来演话剧，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更突出了浓厚的陕北风情，而又不至于艰涩难懂，这对展示丰富厚重的陕北文化有着独到的表现力。如巧珍对加林说：“我看见你比我大我妈都亲。”“你们家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巧珍在加林办公室要表示亲热，加林慌忙说：“这又不是玉米地里，领导就在隔壁。”这些语言贴切自然，令人叹服。
全剧在德顺老汉对高加林充满期望、富有哲理、振聋发聩的寄语中达到高潮——“人生的道路长着呢，可要紧处也就那么几步，特别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哪个人的人生道路是笔直的、没有曲折的，栽跟头不可怕，可怕的是栽倒了不往起爬……爬起来才叫活人哩……”着实耐人寻味。
总之，话剧《人生》的演出是成功的。其酿造的酸甜苦辣之醇，是人们成长过程中不可多得的营养。我们已跨入新时代，路遥所质疑和揭示的社会问题已成过去，高加林所经历的人生困苦再也不会重演。路遥在天之灵应该为此欣慰。然而，唯有励志奋斗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年轻的一代啊，千万要珍惜这个美好的时代，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
愿话剧《人生》走出延安，走向全国！
在著名作家路遥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改革先锋殊荣之际，由延安演艺集团话剧社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人生》成功上演，这是家乡人民对路遥最好的纪念。可喜可贺。
《人生》原著发表于上海大型文学刊物《收获》1982年第三期首篇，之后全国几家文学刊物相继转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时脱销，几次再版。再次荣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前《惊心动魄的一幕》曾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人生》搬上银幕之后，分别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人生》通过书刊、电影、电台连续广播等形式的广泛传播，在全国城乡影响深远。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在广大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人生》以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城、乡青年截然不同的命运，展开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表现了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与命运的不屈抗争，对人生价值和尊严的追求，塑造了一个不甘平庸、励志奋斗的鲜活形象。原著的知名度，是话剧改编的难度。更何况，电影《人生》生动形象的艺术展现，已经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形成了一种鉴赏的认知定势。由周里京饰演的高加林，吴玉芳饰演的刘巧珍成为当时青年人一度追捧的偶像。所以，话剧改编既要忠实于原著，又不能落入电影《人生》的窠臼，这就使编剧和导演面临着难上加难的突破，更具挑战性。然而，话剧《人生》的改编演出不负众望，以一种全新的把握与再创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高度。足见编剧、导演的独具匠心，演员们对角色准确到位的理解体验，全身心投入。
大幕在悠扬舒缓的主题音乐“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中开启，随着剧情淳朴的诗意表达，将观众带入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去领略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情感的跌宕起伏。特别使我们这些高加林的同龄人，更是感同身受，可谓酸甜苦辣辛五味杂陈，心情难以平静。痛定思痛，令人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剧情之外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是什么造成了当时农村知识青年的怀才不遇，并衍生出高加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悲剧？这应当归结于当时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别。农村知识青年甜蜜的理想之树为什么会结出苦涩的失望之果？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也许难以理解。回想我国当时的状况，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犹如一道鸿沟，将农村人和城里人严格区分开来。一纸农村户口，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辛勤劳作一年，所生产的粮食首先要上交公粮，这是“皇粮国税”，是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公粮之外，还要再交一定的购粮，这是应做的贡献。之后所剩无几的口粮，青黄不接，食不饱腹。穿衣的棉布，点灯的煤油，就要靠养一头猪、喂几只鸡来贴补，再无经济来源。如自留地里种点经济作物，搞点提篮小卖，也要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这就是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至于婚姻，农村姑娘小伙一般难以和城里小伙姑娘结婚，即使结了婚，生下小孩也上不了城市户口，吃不上供应（商品）粮，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跳农门”。农村青年只有跳出“农门”，才能改变命运，才能娶上理想的媳妇。因而，巧珍爱上有文化的并且进了城工作的高加林，就是异想天开，结果必然是悲剧，最后只能嫁给憨厚自卑的马拴。高加林拒绝了巧珍，想通过与黄亚萍的结合，去南京寻求更大发展空间，也是非分之想，最终也只能是被人揭发违规招工，清退回农村。“乡巴佬”吃不到“天鹅肉”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他没有城镇户口，这便是《人生》所揭示的深刻主题。
《人生》剧情的凝练概括与精到取舍，是该剧成功的基础。编剧从高加林被书记的儿子顶替了民请教师的情节切入，展开矛盾冲突，省去了许多铺陈。进而以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又与黄亚萍和高加林的移情別恋相互交织，集中表现几对人物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剧本截取几个突显陕北地方特色的典型情节，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将剧情推向高潮。如高加林进城卖馍的难为情，刘巧珍学刷牙遭到的非议讥讽，高加林和刘巧珍给井水用漂白粉消毒引起的轩然大波，高加林进城拉粪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等。在农村艰苦的生存状态中，表现年轻人对文明时尚生活的追求向往与群众落后观念的冲突。揭示了文明进步往往从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开始，在潜移默化中进展的深刻意蕴，也折射出农村社会转型变革的艰难。全剧场景丰富而简约，动静相宜；节奏紧凑而明快；时空转换灵活，张弛有致。群像戏场面热烈生动，而不失厚重；双人戏精致细腻，而不显单调。
剧中人物性格鲜明，内心世界刻画准确。注重挖掘人物的人性之美和人性弱点与缺憾。高加林与命运的抗争，不屈不挠；对自我尊严的维护寸步不让，甚至大打出手；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奋斗不懈，失去理智地接纳黄亚萍的爱。刘巧珍对爱情的追求忠贞不渝，期望破灭之后仍无怨无悔，尽管高加林抛弃了她，她也能容忍理解，不许父亲恶毒咒骂，阻止姐姐对高加林落魄后的侮辱报复，充分表现了陕北女性宽宏大量、善良自尊的人格魅力。黄亚萍则是浪漫多情，自我张扬，无拘无束，她能和高加林随口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憧憬未来的江南生活，而刘巧珍在高加林面前只能反复地说一些村里的家长里短，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剧中配角人物也一个个表现得活灵活现，德顺爷爷的风趣智慧，通情达理；高明楼玩弄权术的圆滑世故；刘立本的精于算计；马占胜的投机逢迎；张克南的善良与包容；克南妈的刻薄尖酸，他们尽管在剧中所占分量不大，但举手投足，寥寥数语，都对主人公的塑造、主题的深化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可谓相得益彰。
剧中的细节描绘，充满陕北生活元素，为强化人物的个性和心灵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如马拴那辆缠着花里胡哨塑料彩条的自行车，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加林送给巧珍的红丝巾，巧珍出嫁又将它做了红盖头，她割舍不下心底对加林的爱。当加林向巧珍提出分手后，巧珍骑着自行车在舞台上疯狂地转圈，宣泄内心的痛苦。导演对这个细节的设计令人叫绝，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加林被告发后，要离开办公室时，脱下黄亚萍给他的皮鞋，换上进城时巧珍给他亲手做的布鞋，返回原点。这些充满寓意的细节，让人看得揪心、酸楚。
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运用陕北方言来演话剧，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更突出了浓厚的陕北风情，而又不至于艰涩难懂，这对展示丰富厚重的陕北文化有着独到的表现力。如巧珍对加林说：“我看见你比我大我妈都亲。”“你们家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巧珍在加林办公室要表示亲热，加林慌忙说：“这又不是玉米地里，领导就在隔壁。”这些语言贴切自然，令人叹服。
全剧在德顺老汉对高加林充满期望、富有哲理、振聋发聩的寄语中达到高潮——“人生的道路长着呢，可要紧处也就那么几步，特别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哪个人的人生道路是笔直的、没有曲折的，栽跟头不可怕，可怕的是栽倒了不往起爬……爬起来才叫活人哩……”着实耐人寻味。
总之，话剧《人生》的演出是成功的。其酿造的酸甜苦辣之醇，是人们成长过程中不可多得的营养。我们已跨入新时代，路遥所质疑和揭示的社会问题已成过去，高加林所经历的人生困苦再也不会重演。路遥在天之灵应该为此欣慰。然而，唯有励志奋斗是人生的永恒主题。年轻的一代啊，千万要珍惜这个美好的时代，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
愿话剧《人生》走出延安，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