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要有毅力、有恒心，要咬住牙，咬不住牙，你就不能把一件事情办完。有些事情，我们出了很多力，就最后一点点腿软了，腿一软，溜了下来，就把前面那些工作都撂了。重要的就是一走到底，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要咬住牙，走到底，走到头上。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对任何事业来说，都是首要的前提。
　　《人生》完了以后，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才三十出头，身体正好着哩，可在大家看来，这个人已经走到头了，再怎样也超不过《人生》。实际上，这个问题最早是我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自己警告自己，你得要找自己的出路，我就考虑写一部作品。
　　实际上，在我很小的时候，朦胧中产生过一个想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大部分的代表作，都是四五十岁完成的，诗人更早，一般都是二三十岁就把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完成。我如果要搞这一行的话，我就要再提前，在四十岁以前，最少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长的作品，至于说是不是最好的一部作品，那难说，最起码敢于在四十岁以前写一生中最长的作品。
　　《人生》完了以后，我在沙滩上躺下时想，现在能不能提到我人生的议事日程上来，完成这个作品？当时，我就想到一堆困难。这么长的作品，不要说我连一个字也没写，艺术经验、生活体验方面也需要的特别多。但是我想，与其说发一些一般性的作品，应付一些一般性的场面，还不如干脆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抵押。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严重的决定。如果失败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就失去了，以后也就是零零碎碎写一点，人们想起来，说这是《人生》的作者，仅此而已。一旦决定了以后，我义无反顾。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而且我自己给自己论证了的，说服了自己，决不回头，什么人也挡不住。这种性格的惯性，使这个车子刹不住了，我就特别狂热地投人到这个作品的准备当中。
　　我要写十年的生活，这十年我又没写笔记。当然，大的社会发展的目录，过去的历史大约知道。但是，进入小说的话，要把这些特别具体地描述出来。我就把这十年的报纸一张一张一页一页地往过翻，一直翻得手指头磨得放不到报纸上，只好拿手托着一页一页地翻。这在写作过程中很重要，一旦写到某一年、某一个地方，我就把我的摘录拿出来，就知道中国、一个省、地，甚至一个县上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做什么哩，国际上发生了些什么重大事情。我要把我的这个作品当做一个史诗来写，史的这一部分，肯定要达到准确。至于深入生活，一些比较熟悉的生活，比如农村和县城等，还要再次到位，重新感受。至于比较生疏的生活，更需要花大力气去了解它，比如烧砖，咱们都大概知道些，但是要进入小说，就要求特别细致，必须深入到砖场去。我就到子长的一个砖场去，看人家怎样和泥，怎样打坯，怎样装窑出窑。
　　人物出场问题十分重要，我阅读了近百部中外的长卷作品，柳青的《创业史》我曾读过七遍，我又读了一遍，就看长卷作品怎样结构。发现他们有的非常高明，但是好多作家人物出场解决不了。我发现浩然的长篇小说中，人物出场基本是种简历式的出场。这样一种出场，花了几万字，人物进入不了情节，吸引不住人。那么，好的长篇小说的开始，既是人物在出现，又是情节在运动，幕一拉开就是戏。那个冬天，我就难在这个问题上。就在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我大约用七万字的篇幅，就是到王满银那个事情结束，解决了我的主要人物出场问题。出场几十个人物，人物基本上都出场了，是在情节运动过程中。
　　进入煤矿写第一部时，条件比较艰苦。一万多人，连家属快两万人口，进出就那一条路，秋天下雨弄断以后，还空投了一次吃的。平时，光有些咸菜、米汤、馍馍、葱，就这样，我硬扛了一个冬天。
　　开始是最艰苦的，每天晚上睡下的时候，浑身疼得你就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每天晚上，尤其是星期六，人家家属区那边灯火辉煌，你就知道里边呲啦呲啦炒菜哩，你在这边拿一个干馍馍吃哩；还有看着人家一个一个把窗帘都拉住，一个一个把灯都关了，你还要彻夜工作。煤矿上那个老鼠呼噜噜地满地跑，我那个房子里就有四五个老鼠，怎么打也打不了。其中两个老鼠，圪蹴到对面，一个劲地看我。我想大概也是短口吃的，每天多拿一个馒头，掰两半往那儿一放，我吃我的，它们吃它们的。有时候工作一紧张，手里还拿着一堆资料或其他东西，就上厕所去了，到厕所后手占得开不开门，只好回来送东西。这时候，精神就处于一种快崩溃的状态。散步只留了二十分钟，正好在那个时间自己走出房间，走着走着，就走到深沟稍林里了，而且每次走到那个石头前，向后转，一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就开始工作了。我有几个月，就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有时候，写得高兴或者写得不高兴，想和别人说一阵阵话，找不见个人。有时觉得有熟人寻我来了，一下子就站起来，走到火车站或汽车站上转一圈，又跑回来。这样直到冬天，写了四个多月将近五个月，出山的时候，坐在吉普车的前座上，抱着一堆稿子，写了21万字的初稿，就想哭一鼻子。
　　在第二部之前，我的身体状况还一直很好，但是，到第二部完成之后，猛然间就垮了。因为弦绷得太紧，每年实际上就在春节给自己放两个星期的假，这五六年一直就是这样。就这样长期工作以后，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实际上我是趴在桌子上把这写出来的。头就在半边支一摞子书仰着哩（做歪头半躺状），偏成这个样子，稿子就在这边捂着哩，就这样写。头一天晚上写完，第二天浑身上下就感觉胳膝盖上还有一点劲，就跪在地板上，把稿纸整理完，整理完也就垮了。
　　我平时常不看病，好多年连感冒都不感冒一次。到医院里，中医西医都看了，谁也查不清是什么病。就是没劲，每吸一口气，都要用很大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疲劳过度，当时应该注射一种增强肌肉力量的注射液就好了。但是，当时没有人检查出这个病。最后到榆林去，七十多岁的老中医张鹏举看了以后，给我吃了一百多服汤药、一百多服丸药，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就有所恢复。
　　这之前我特别悲观，我觉得在中国，完成长篇作品的作家，几乎都悲剧性结局，基本都写不完就死了。从《红楼梦》到《创业史》都是这样，都撂下一半。我原来还很自信，就是好不好，我要把它弄完。第二部以后，成了这个样子，我想我完了，不顶事了。命里就注定中国的作家要写长作品，谁也不得过去，就在最终前的两步，就把你给弄（死）了。
　　这个药吃了以后，我觉得有了一点劲。医生包括老中医都建议我再休息上一年，再完成这个作品，周围的人也这样劝我。但是我想，我现在还有一点劲，必须咬住牙，把第三部写完，我死了就死了。这样，我就开始咬住牙写第三部。
　　大家都知道，艺术作品，尤其是长篇的，到最后越激烈，因为你的艺术打击力量都在最后哩。需要你的精力更旺盛，体力更充沛，要你的整个艺术更沸腾，精神状态更沸腾。但是，那时候是你体力最不行的时候。这样一种法则，就要你挣着命，吐着血，往上拉车哩，只能是这样。就说你要付出加倍的力量来完成你的第三部作品。后来，评论界认为我一部比一部写得好。后边那就基本上是舍生忘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部作品根本就完成不了，我把好多平时的日子都不记，有时候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但是，有一个日子，至少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号。
　　在我写第二部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平凡的世界》，这是破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是播送成书，我的书在两部时就开始播，预告了三部，第三部只是看了我的初稿。按照每天录制速度，必须把定稿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河》，就是山西那个大型杂志也要发哩，已经推迟了一个月发稿时间，在等我这部稿子哩。而我哩，最后一个多月，到甘泉写最后这部分。哎呀，体力一满不行，硬挣扎得一直到五月二十五号，咋才走到最后了。
　　这就是最后一天——五月二十五号。一些人在下面还准备了一桌饭，等我着哩。按我平时的工作速度，赶下午六点钟，肯定完了。应该当天晚上赶到延安，第二天到绥德，过黄河赶到太原，从太原立刻赶到北京。我把时间算了一下，六月一号刚能赶到北京。结果，到下午，大概就是五点多钟，写最后一页稿纸的时候，可以说百感交集。控制着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就剩一页了，马上就完了。但是就是激动得不行，手擞得不行，最后成了个鸡爪子，笔掉在桌子上，手圈不回来，急得一满没办法，咋价也不行。最后，我想了个办法，倒了两暖壶开水在盆子里，搀了点凉水，把招待所那枕巾拉了两块往里一浸，手就在枕巾堆里挤了有十几分钟，才把手松弛下来，咋把最后这一页写完。写完以后，把窗子一开，就把那支笔，那支用了六年的笔，从窗子里扔了出去。哎呀！老子咋完了。
　　最后，就坐在桌子边发了半天呆。当时，我就想到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在纪念席勒100周年时写的《沉重的时刻》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这段话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是的，这么长的作品，你把它完成了，对于你的人生或者是你的工作来说，也可以聊以自慰。至于身后那些东西，如后来的茅盾文学奖，拍电视剧，我根本就不想。要那样想的话，根本什么也做不成。当时写作的时候，连发表都不考虑，就是完成一种愿望，一种心绪，一种内心的要求。我必须有这么一种情绪冲动，一种感情和一种力量，我想把它全部都宣泄出来，这个作品就是这样。
　　这个作品完成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就急剧下降，体力一直恢复不了。情绪一激动，包括像现在这样讲话，一个多小时以上，气力马上就感觉到不够了。尤其是进入写作，思维运转特别激烈的时候，气力就跟不上了，必须停一停。
　　今天来的大部分是搞文学和文化的，就我的两部主要作品，就这样给大家说说。 （节选自1991年9月26日路遥在延川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删改。白廷明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