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上）
阅读提示
■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
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8年春的一天，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熊向晖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佩中将军衔的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清华大学高才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得力干将。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宗南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的赏识，但让胡宗南万没想到的是，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并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汇荃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
1937年12月31日，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受共产党“誓死抗日、保卫国家”的积极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这一天，成为熊汇荃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当然也希望他们一直“闲”下去，“冷”起来。
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熊汇荃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非常满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间谍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随着抗日形势的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敌对情绪高涨。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毛泽东在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交》中提道“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这篇晚三天的社论直接印证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已被熊向晖提前传出，并在党中央的掌控之中。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
熊向晖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8年春的一天，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熊向晖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佩中将军衔的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清华大学高才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得力干将。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宗南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的赏识，但让胡宗南万没想到的是，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并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汇荃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
1937年12月31日，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受共产党“誓死抗日、保卫国家”的积极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这一天，成为熊汇荃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当然也希望他们一直“闲”下去，“冷”起来。
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熊汇荃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非常满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间谍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随着抗日形势的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敌对情绪高涨。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毛泽东在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交》中提道“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这篇晚三天的社论直接印证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已被熊向晖提前传出，并在党中央的掌控之中。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