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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确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过程中，他的身体多次遭到敌人的摧残，由于长期不顾多病的身躯忘我工作、积劳成疾，脑溢血病突发，1942年3月6日不幸逝世。临终前，他非常惋惜地说：“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完全胜利，深以为憾。”要求死后葬在中央驻地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天天望着党中央、毛泽东”！
　　张浩（1897年—1942年），原名林祚培，号毓英（育英），湖北黄冈人。张浩是他1935年从莫斯科取道外蒙古回国时的化名。1933年，林育英第二次赴莫斯科（第一次是前往苏联求学），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11月，奉共产国际重要使命回国。
　　林育英为什么会突然从莫斯科回国？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因电台损坏，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并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国。当时从苏联进入中国，有东北、新疆、蒙古三条途径。由于东北已被日本占领，新疆又路途遥远，只有通过蒙古回国路程较短。但是，要穿越茫茫沙漠并通过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关卡，危险很大，绝对不能携带任何书面文件，必须将任务要求牢记在脑子里。因此，选派回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机智灵活又斗争经验丰富，而且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信得过。根据这些要求，当时中共代表团中只有林育英、潘汉年比较适合完成这项重要使命。染织工人出身的林育英，1922年2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在党内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工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和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他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7月25日—8月8日，他又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是由于经受过严峻考验、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在党内的地位，共产国际决定林育英通过内陆回国，潘汉年则通过水路回国。
　　林育英接受任务后，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八一宣言》内容以及联络密码，化名张浩，踏上回国的艰辛路程。他打扮成小商人，身穿一件光板皮袄，肩挑一对货筐，从蒙古入境，跨越沙漠、风餐露宿，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935年11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对外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对内发布《中共西北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宣言指出：“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至此，林育英才得知中共中央已转移到陕北。随后，在当地赤卫队的护送下立即赶往中央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11月18日或19日，他首先与总书记张闻天接上了头，两人彻夜长谈。以往在上海工作过的领导人都认识林育英，时隔多年在这里相逢，也是喜出望外，倍觉亲切。林育英立即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会议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中，主张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内容，并用带回的电台密码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张闻天及时将这些讯息转告在前方的毛泽东等人，之后立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国情、党情和军情，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针。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土地问题时，张浩出席会议并发言指出，“反富农要注意”，“目前阶段策略上紧急的要反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对富农的政策仍是消灭、没收则会影响团结中农、商人、知识分子，“富农还是长期的斗争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消灭的”，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张闻天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致函征求毛泽东和其他在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