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一鹏
　　陕北人说话爱用个“打”字，人和人相互之间沟通常说“打问”个事，时间长了就是“打多时”，几个人一起吃饭AA制叫“打平伙”，形容闹事常用“打门掀窗”这个词，看人不顺眼吓唬时爱说一句“再胡拧刺瞅脑掼你一打”。因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童年记忆里，柔软温顺且富有艺术气息的编织毛衣，在我母亲通俗有力的方言里常常就变成了极富生活气息的“打毛衣”。
　　我上小学那会儿，冬天的黄土高原异常单调，放眼望去光秃秃一片，比现在的冬天要冷得多。我的母亲总会在冬天来临之前就为家人织好御寒的毛衣毛裤。那时候生活条件较差，物质也很匮乏，没有什么纯毛纯绒，只有腈纶、棉毛之类的毛线。逢到周末，父母会带着我和弟弟一家四口到街上买毛线，比对着我和弟弟身材的大小，和售货员商量着买多少毛线，既担心毛线买少了捉襟见肘，又害怕买多了要多花钱。等到磨牙拌口搞好了价，买回了心仪的毛线，剩下那重复而枯燥的“打毛衣”重担就压在了母亲的肩头。每当母亲做完家务之后，总会从柜子里拿出一只小竹篮，里面放着毛线针、量衣尺，还有红红绿绿的毛线团，边看电视边织毛衣。一个个毛线团在母亲“打毛衣”的过程中一点点变小，一件件花色样式不断翻新的毛衣也在母亲的一针一针中成形。在“打毛衣”的过程中，母亲隔几天就会拿出还是半成品的毛衣让我或者弟弟套上试试，看看哪儿不合适，哪里肥了还是紧了，一丝不苟地比对清楚，总要织得让我们穿得最合身最舒适。有时也有织错或漏针的时候，母亲则不得不拆了再重新开始她的“打毛衣”工程。等到母亲一针一针织起来的新毛衣终于打好了，我们兄弟不待气温下降，立刻穿上新毛衣，感受着毛线在脖子上那种轻微扎刺的感觉，开心地和伙伴们一起在上学的路上嬉戏打闹。
　　母亲打出来的毛衣略宽略长，这样可以容纳正处于生长期的孩子们能多穿一段时间。等到来年我和弟弟见高不见胖的时候，母亲会在袖口和裤腿处用颜色相近的毛线再弥长一些，这样的话穿起来就显得比较紧绷，颇像耍猴的感觉。我那时已较注重个人形象，任凭母亲好话说尽，我也不肯服软。直到最后母亲动了怒，我才乖乖穿上。刚穿上时同学们常爱取笑，时间一久也就司空见惯，我也就再没觉得有所异样。后来生活有所好转，母亲再给我“打毛衣”的时候，就很顾及我的感受，在称毛线的时候会提前征求我对颜色的意见，“打毛衣”的过程中想扭个麻花还是平针编织也会提前和我商量，生怕她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再被我嫌弃。现在回想起来，幼年时我穿的每件毛衣，都是耗费了母亲很大的精力和很多时间的，只是年幼的我少不更事，没有体会理解母亲“打毛衣”的不容易。
　　在那个节俭的年代里，母亲会把我们不能穿的毛衣毛裤拆成毛线，把毛线清洗干净后再给我们织毛裤。我小时候很喜欢拆毛衣，母亲打毛衣的时候千针万线，而我拆的时候却只需轻轻一拽，伴随着“嗤嗤”的声音一会儿就拆掉了一大截，拆毛衣时那些小小锁一样的边，随着线头的跳动一点一点地抽离出来，仿佛跳着舞蹈一样。拆下来的毛线固执地保持着卷曲的形态，像一团一团方便面，母亲用热水在洗衣盆里烫过，抻平拉直，才能再次投入使用。那时候母亲常常叫住正在玩耍的我站在她面前，让我用前臂撑起松松的毛线圈。她坐在板凳上，一边把毛线绕成线团，一边和父亲说着话。不一会儿，她就把毛线一圈圈地缠成了一个大圆球。少年时我心急好动，难以长时间保持双臂伸直的姿势撑着毛线圈，便经常被父母呵斥，于是我常常盯着被从臂弯拽走的毛线，和父母赌气似的一言不发。亲情和疏离，叛逆和期许，就这样被一次一次拆开，又一次一次重新织就。此刻，我用发木的脑袋搜寻着回忆转化成键盘上敲击的文字，回想起渐行渐远的岁月里那些温暖的毛衣和一家人一起团绕毛线时的场景，还有母亲“打毛衣”时那一针针织在毛线里的爱，心里便感觉特别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