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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三代的“广电梦”
“小时候妈妈常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抬起头望着天空说：要把青春献给祖国……”
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们一家三代的“广电梦”。
父亲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广电人。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的梦想在我们小县城的关帝庙里起飞。关老爷的神像被请到屋檐下，六百瓦的扩大机安装在神殿里，一部十二马力的锅驼机带动着一个五千瓦的发电机，来自北京的声音便通过这个简陋的广播站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飞扬。起初只是用高音喇叭覆盖城区，后来便逐渐向公社和生产队延伸，鼎盛时期全县670个生产队、19794个农户是“队队通广播，户户有喇叭”。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曾经授予这个小小县级广播站“红旗站”的光荣称号。我的小学是跟着父亲在县城里读的，那时候广播站利用的是关帝庙的旧建筑，正殿是机房，偏殿是职工宿舍兼办公室，大大小小的神像仍在屋檐下站一排。父亲和他的同事一人一辆自行车，肩挎一卷铁丝，后座上绑一副脚踏，经常是早出晚归，有时候给我撂下几个零花钱便七八天不见人影。黑夜那恐怖的庙院里就只有我一人，吓得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总怕那些神像会在更深人静时冲进来把鸠占鹊巢的我扔出窗外。当然怕归怕，少不更事的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自豪感的，只觉得父亲他们像电影上的敌后武工队一样威武潇洒。特别是有一天播音员阿姨偷偷将我领进播音室，让我播出了当天的结束语：宜川广播站，今天的播音就到这里结束，再见！这更让我激动不已。所以当有一天老师给出了《我的理想》这个作文题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写道：继承父亲的事业——广播。直到一天父亲被他的同事扶回家，说是父亲登高作业时，根部朽了的电杆突然倒下，他从四五米的高空摔了下来，腿摔伤了，一颗门牙也磕碎了。我才略略感知到一代创业者的艰难和不易。
其实，当父亲走村串户把一只只舌璜喇叭挂在千家万户的墙壁上时，我最着迷的是照相。和伙伴们钻在黑房子里看着一幅幅画面在显影液中渐渐清晰，我欣喜若狂，将那儿时的承诺早已淡忘。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规划着我的人生轨迹，我当过农民，开过大卡车，因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被调进县委宣传部，在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又入职延安电视台，握方向盘的手扛起了摄像机，成了一名电视新闻工作者。时值时代交替，父亲已经退休，一根电线连天下的有线广播已被它的新家族电视挤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那时候，地方电视台方兴未艾，前期采访设备都是那种摄录分体的两件套，足足有十几公斤重。交通更是十分不便，许多村庄都不通车，尤其采访农业方面的新闻，拍一条片子上山下坬不知要跑多少路。采访车也只有一辆帆布棚的吉普车，到处漏风，风一扬，把人弄成土人一般。节目制作好以后还必须送到宝塔山上的发射机房才能播出，从前期采访到后期制作、播出整个团队像接力赛一样，哪一个接点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但是一旦看到自己拍摄的图像生动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时，所有的艰辛都会被创作的愉悦冲得一干二净。在自身经历和观念的影响下，子承父业的一己之情很快变成了一种深深的“平民情结”，这种情结不仅左右着我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走向，也丰富着我的镜头。
那时候我做得最多的梦就是考试，经常是在试卷还未答完铃声已响中惊醒，有限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教育的缺失形成的窘迫时时让我扪心自问：你行吗？最艰难的时候，是镜头前那些采访对象朴素的语言一次次将我激励：失去双臂的汪成江用脚写道“我要飞翔”；六个孩子的母亲郝雪梅失去丈夫后说“有泪只让晚上流”；插队黄河岸边的北京知青说“事儿到了你面前你总不能绕着走”；命运多舛的相里养娥说“天阴总有天晴时，总能熬出个日出太阳红！”这些采访对象对生活的热爱使我的镜头画面日益饱满，使我上交的答卷得到了评委们的热情关注。第一个电视评论、第一部无解说纪录片、第一个“中国电视奖”……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我的心里只有感激。
二十五年一路走来，那跋山涉水，那坐着吉普车，拿着老镢头，一边修路一边前行的采访；那雨夜车阻，荒山野岭的露宿；那小木船中，黄河浪里提心吊胆的颠簸……这一切都成了温暖的回忆，都成了人生历程中收获的风景。这风景珍藏心中，心感觉依然年轻。
求学延安大学新闻专业的女儿入职时，一个数字化、交互性、实时性的多媒体时代悄然到来，广电行业呼唤的是编采播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当她那干练的行事，简洁的用笔和朴素的语气逐渐被同事和观众认可时，自媒体遍地开花，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挑战，传统媒体必须在敏感性、时效性、权威性和主动性上下功夫。电视台的新媒体中心便应运而生。这一代广电从业者再不用为传送一条新闻而爬转播台的高山了，也再不用为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连接在编辑机上找点对点了，指尖下，行走中，随时随地成了他们工作的新常态。
六十多年，我们一家三代从事同一个行业，怀揣同一个梦，有人生机缘的巧合，更有自我的选择。父亲有一本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我有一本延安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女儿有一本共青团延安市委颁发的“青年突击手”荣誉证书，这三个红彤彤的证书见证了我们一家三代的广电梦，这三个证书见证了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
还是那首歌里唱得好：
转眼间半世纪奔波，
双脚走遍了山河。
风风雨雨共同经历过，
血脉连接每一个我。
我的中国梦，永远在我心中，
任岁月匆匆带不走初衷……
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们一家三代的“广电梦”。
父亲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广电人。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的梦想在我们小县城的关帝庙里起飞。关老爷的神像被请到屋檐下，六百瓦的扩大机安装在神殿里，一部十二马力的锅驼机带动着一个五千瓦的发电机，来自北京的声音便通过这个简陋的广播站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飞扬。起初只是用高音喇叭覆盖城区，后来便逐渐向公社和生产队延伸，鼎盛时期全县670个生产队、19794个农户是“队队通广播，户户有喇叭”。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曾经授予这个小小县级广播站“红旗站”的光荣称号。我的小学是跟着父亲在县城里读的，那时候广播站利用的是关帝庙的旧建筑，正殿是机房，偏殿是职工宿舍兼办公室，大大小小的神像仍在屋檐下站一排。父亲和他的同事一人一辆自行车，肩挎一卷铁丝，后座上绑一副脚踏，经常是早出晚归，有时候给我撂下几个零花钱便七八天不见人影。黑夜那恐怖的庙院里就只有我一人，吓得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总怕那些神像会在更深人静时冲进来把鸠占鹊巢的我扔出窗外。当然怕归怕，少不更事的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自豪感的，只觉得父亲他们像电影上的敌后武工队一样威武潇洒。特别是有一天播音员阿姨偷偷将我领进播音室，让我播出了当天的结束语：宜川广播站，今天的播音就到这里结束，再见！这更让我激动不已。所以当有一天老师给出了《我的理想》这个作文题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写道：继承父亲的事业——广播。直到一天父亲被他的同事扶回家，说是父亲登高作业时，根部朽了的电杆突然倒下，他从四五米的高空摔了下来，腿摔伤了，一颗门牙也磕碎了。我才略略感知到一代创业者的艰难和不易。
其实，当父亲走村串户把一只只舌璜喇叭挂在千家万户的墙壁上时，我最着迷的是照相。和伙伴们钻在黑房子里看着一幅幅画面在显影液中渐渐清晰，我欣喜若狂，将那儿时的承诺早已淡忘。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规划着我的人生轨迹，我当过农民，开过大卡车，因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被调进县委宣传部，在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又入职延安电视台，握方向盘的手扛起了摄像机，成了一名电视新闻工作者。时值时代交替，父亲已经退休，一根电线连天下的有线广播已被它的新家族电视挤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那时候，地方电视台方兴未艾，前期采访设备都是那种摄录分体的两件套，足足有十几公斤重。交通更是十分不便，许多村庄都不通车，尤其采访农业方面的新闻，拍一条片子上山下坬不知要跑多少路。采访车也只有一辆帆布棚的吉普车，到处漏风，风一扬，把人弄成土人一般。节目制作好以后还必须送到宝塔山上的发射机房才能播出，从前期采访到后期制作、播出整个团队像接力赛一样，哪一个接点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但是一旦看到自己拍摄的图像生动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时，所有的艰辛都会被创作的愉悦冲得一干二净。在自身经历和观念的影响下，子承父业的一己之情很快变成了一种深深的“平民情结”，这种情结不仅左右着我的价值判断和思维走向，也丰富着我的镜头。
那时候我做得最多的梦就是考试，经常是在试卷还未答完铃声已响中惊醒，有限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教育的缺失形成的窘迫时时让我扪心自问：你行吗？最艰难的时候，是镜头前那些采访对象朴素的语言一次次将我激励：失去双臂的汪成江用脚写道“我要飞翔”；六个孩子的母亲郝雪梅失去丈夫后说“有泪只让晚上流”；插队黄河岸边的北京知青说“事儿到了你面前你总不能绕着走”；命运多舛的相里养娥说“天阴总有天晴时，总能熬出个日出太阳红！”这些采访对象对生活的热爱使我的镜头画面日益饱满，使我上交的答卷得到了评委们的热情关注。第一个电视评论、第一部无解说纪录片、第一个“中国电视奖”……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我的心里只有感激。
二十五年一路走来，那跋山涉水，那坐着吉普车，拿着老镢头，一边修路一边前行的采访；那雨夜车阻，荒山野岭的露宿；那小木船中，黄河浪里提心吊胆的颠簸……这一切都成了温暖的回忆，都成了人生历程中收获的风景。这风景珍藏心中，心感觉依然年轻。
求学延安大学新闻专业的女儿入职时，一个数字化、交互性、实时性的多媒体时代悄然到来，广电行业呼唤的是编采播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当她那干练的行事，简洁的用笔和朴素的语气逐渐被同事和观众认可时，自媒体遍地开花，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挑战，传统媒体必须在敏感性、时效性、权威性和主动性上下功夫。电视台的新媒体中心便应运而生。这一代广电从业者再不用为传送一条新闻而爬转播台的高山了，也再不用为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连接在编辑机上找点对点了，指尖下，行走中，随时随地成了他们工作的新常态。
六十多年，我们一家三代从事同一个行业，怀揣同一个梦，有人生机缘的巧合，更有自我的选择。父亲有一本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我有一本延安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女儿有一本共青团延安市委颁发的“青年突击手”荣誉证书，这三个红彤彤的证书见证了我们一家三代的广电梦，这三个证书见证了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
还是那首歌里唱得好：
转眼间半世纪奔波，
双脚走遍了山河。
风风雨雨共同经历过，
血脉连接每一个我。
我的中国梦，永远在我心中，
任岁月匆匆带不走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