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涛
　　说句老实话，起初，我并不喜欢侯波。
　　当然，不是指侯波本人，而是关于他的作品。
　　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两点：一是觉得他的作品很土气，缺少现代感；二是觉得他的语言与形式不够优美和精致，完全延续几十年来现实主义的老路子，缺乏创新，不能够满足我对文学的观感和期望。我觉得，坚守传统是好，但如何守正创新，才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只有如此，创作出的作品才会更有生机，更有生命力。
　　当然，对于他的不喜欢，最主要的原因，是源自早期文学（特别是小说）对我的熏陶。我的文学启蒙较晚，上学时只读过路遥等少数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著作知道的更是寥寥无几。直到2005年左右，我的阅读之旅才算是真正开始。也正是由于内心一片空白，更容易接收任何事物。
　　我当时深受余华、苏童、马原等一批中国先锋派作家的影响，后来，又通过他们认识和喜欢上了许多国外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舒尔茨的《鸟》《蟑螂》等等。
　　特别是对于川端康成的喜爱，让我如同中毒般为其着迷。也难怪余华说他是“用目光和内心的波动去抚摸事物”。我当时深陷其中，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接受和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伟大的托尔斯泰和卡夫卡。
　　毫不隐晦地讲，卡夫卡的语言枯燥无味至极。当然，《乡村医生》是个例外。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长篇，如一杯杯高度数的烈酒，让人实在是难以入口。而我又恰好是那个不饮酒之人。所以，阅读卡夫卡整个作品的痛苦过程可想而知。
　　但卡夫卡作品的后劲，如烈酒一般十足。一段时间之后，其作品的味道才会慢慢渗透和弥漫开来，散发出阵阵香味，韵味十足。这时，你才会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可悲与渺小。
　　有时候，我就想：如果卡夫卡能够拥有马尔克斯那样优美的语言去表述，那将是怎样一种文学幸事啊！这并不只是一种假想，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侯波的语言，是介于川端康成与卡夫卡之间的。虽不枯燥乏味，却也多少缺了点质感。他的这种“土得掉渣儿”的语言，是源自于黄土高原荒凉空旷、连绵不绝的大山深处；源自柳青、路遥那一派黄土地乡土派叙述性的语言。就像一位年事已高的陕北老头或老太太，每天在吃饱喝足之后，坐在墙崖根儿或硷畔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回味着自己的陈年往事。是莫言演讲中的那个“会讲故事的人”。
　　侯波的写作完全是与现实主义作家一脉相承的，他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多年来所关注的也一直是生长在他脚下的那片黄土地。他多年来的执念坚守，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坛对语言和形式力求标新，想以奇制胜的有力反击。犹如陕北的一朵山丹丹，硬生生地生长到了一个百花园中，既显得格格不入，透着一股股乡下人一般的孤单、落寞情绪；又显得孤傲独立，彰显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散发出耀眼而又可贵的光芒，让人为之一震。
　　第一次接触侯波，是用电话完成的。当他较重的宜川口音通过一根无形的导线，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我面前时，更透着一丝模糊，听起来很是吃力。大概十多分钟的通话，好似一个小时。读到他的第一篇小说，是《肉烂都在锅里》。先发表在《延安文学》，后被《小说选刊》转载。也正是这个短篇，让沉寂多年默默写作的侯波终于被文坛所关注。这篇小说的成功，激起了他多年来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波澜。他一口气发表了许多作品，其中《上访》《春季来那个百花香》《郎的诱惑》《2012年冬天的爱情》《胡不归》比较突出，且都发表在了大刊物上，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当代》杂志社专门还为其召开了研讨会，《胡不归》更是在前不久还因源自现实的乡土书写“使得作品具有穿越现当代史的历史深度”而获了首届“马烽文学奖”，可谓花开结果，有了一个好的收成。
　　一开始，我是在读到侯波的《肉烂都在锅里》后，激起了对他的兴趣。后来，我收到了他的一本集子《稍息立正》，几篇小说可能都是早期的作品吧，也可能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对文学的不同观感，说实话，我总是喜欢不起来。
　　当然，侯波有自己的创作理念。正如他在一次讲话中所说：“就像一个人，衣着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决定这个人能不能站起来行走主要还是看其骨头。”
　　话虽不错，但我却认为，一篇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是同等重要的。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决定它能够拥有怎样的一个形式。也拿人来打个比方吧，比如一个胖子，他（她）必须选择一件符合他（她）尺码的衣服。你不能硬逼着他（她）穿个窄码小号，即便是勉强穿上身，也会横肉百出，显得十分蹩脚。而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则不然，一件好衣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她的外在形象，彰显她的内在气质。如果再抹点淡妆，更会使人感到赏心悦目。
　　再者，一位作家，必须要对自己的语言有一种洁癖感，这样才能使作家的文字更加简洁有力，文本精致得当。
　　当然，侯波曾多次谈到过“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创作土壤，离开这一土壤，作品就会失去生命力”，这些观点我也非常认同。
　　在一次文学聚会上，侯波谈到了刚刚发表在《当代》的《2012年冬天的爱情》。故事大致讲的是一个乡镇上的领导得知老钟夫妇要上访，派年轻干部小董截访。小董与老钟夫妇交谈后，老钟夫妇答应不再上访。但小董觉得可疑，买来了望远镜，与另一名年轻女干部一起，通过望远镜监视老钟夫妇，搞出一幕幕闹剧。最后，两位年轻人也因此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小说情节设置精巧，还带有几分黑色幽默。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小董买来的那只望远镜。两个小小的镜孔，将躲在暗处的小董、女干部与处在另一空间的遥远的老钟夫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使两个地方的距离一下子缩短在了一只望远镜上。这让我想起了略萨在谈论小说写作时提到的“联通管”技巧，让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下子化为了一个具体的形象呈现在眼前，心中的困惑一下子被打开了。
　　在与侯波的深入交谈中得知，他当时好像并没有读到过略萨这段关于“联通管”写作技巧的文字。然而，正是由于文学的灵感，能够跨越国界，使一个赫赫有名的拉美大作家，与一位潜心写作多年，刚刚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中国作家，就这样奇妙地相遇了。两颗原本在不同轨道上行走的灵魂，擦出了同一火花。这让我顿时对侯波刮目相看，重新获得了对其作品的阅读兴趣。几天之后，我便恭恭敬敬地阅读了他的这篇小说。结果也并没有让我失望。相反，受益良多。
　　从《上访》《2012年冬天的爱情》这两篇小说之后，侯波的创作更加走向成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先后创作出了《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胡不归》等。这些作品逐渐走出对乡村伦理道德及不正之风的简单揭示与批判，而是尝试着让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们对这一伦理进行重建。因为没有更多年轻人的主动参与、政策的有力支持，这一努力多少显得有些脆弱和力不从心。但这一切也正是这个时代所造就的，又岂能因几个怀旧的老人所能够改变。
　　物质欲望追求过甚，精神便会沦陷。当今社会，需要重树各种人伦道德的，又岂止是农村这一片土地。生活在文明城市中的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政客官员们，更需要精神的回归和重塑。
　　不信，你可以细细去想，农村道德的丢失，人伦秩序的破坏，大多都是来自于城市及城市中那些所谓文明的冲击。农村近年来涌现出的各种弊病，大多都是城市之病在农村的蔓延和折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复兴首当其冲。而人伦道德与人文精神则是根本和基础。它们的重塑，已迫在眉睫，成为人们当下亟须思考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在侯波的小说《胡不归》中，薛文宗从一个旁观者到积极参与者再到组织者，使尽浑身解数，克服各种困难，才逐渐使村子显示出了一种久违的人情温暖。结尾时，还动员全村人修建起了祠堂。（祠堂在这里已不是简单意义的祠堂，而是一种乡村伦理道德的象征）
　　就在祠堂马上竣工时，土地局和镇上领导因违规建设前来阻止，致使年轻干部袁芙蓉被砸。袁芙蓉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阻碍这种伦理道德重塑的势力，或者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执政行为。他的被砸，是侯波的神来之笔，也正表露出侯波对未来农村所持有的一种乐观态度，释放出的一股暖意和希望。
　　总之，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了解，再到了解。或许也正是一个人去感触另一个人，一名作家去解读另一名作家的缓慢过程。前些天与侯波交谈，知道他又再酝酿下一部作品，主题和情节都很新鲜，我很喜欢。希望他能够在语言与文本上有所突破。同时，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文学的前瞻性和敏锐性，不断发现和探索，在农村现实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