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产物，备受青睐。所谓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旅游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旅游形式为载体，其目的在于“缅怀前人，激励今人，教育后人。”延安新闻纪念馆作为多所大学及培训学院的教学基地，是延安精神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现当代延安精神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一、学习老一辈资源匮乏精神富足的战斗情怀
　　红色旅游让青少年们在与大自然及革命旧址的亲密接触中，受益匪浅。这对于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的青少年一代学习党史和革命战斗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延安新闻纪念馆作为全国唯一的新闻事业专题纪念馆，他利用展馆和旧址相结合的方式在学习的过程中教育和启迪青少年切身感受艰苦岁月中老一辈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白手起家的辛劳。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祖国民族精神的鼓舞。
　　廖承志曾说，我当年在陕北搞新闻工作时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李柱南，后参加新四军，牺牲了。我负责外国通讯社电讯的翻译，还有一个是向仲华，他负责解放区的消息。解放区所有的来电，他把它综合起来，写消息，写评论。由于人员很少，经常是白天采访搜集资料，晚上编写刻印，非常辛苦。
　　在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山沟窑洞里的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第一个口语广播电台。当时的条件真是简陋极了，为了隔音防潮，只好在窑洞四面墙上挂上粗毛毯子；没有唱片，常常由播音员唱一支革命歌曲。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新华社工作人员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无所谓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迅速地把新华社的业务开展起来，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他们往往白天打游击，晚上编写消息，自己背着油印机和笔墨纸张，辗转战斗于敌后，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由于国民党和日寇的封锁，新华社收发电讯和通报工作所用的电池来源缺乏，又没有交流电，为了保证收发包工作正常进行，电台工作人员就利用手摇马达代替干电池发电。摇马达的工作一刻都不能停，且很耗力气，需要不停地轮换人。在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由女同志坚持摇一个小时的马达可以胜任，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就需要相当大的电力和相当大的力气，由男同志坚持摇3-4个小时。
　　由于国民党和日寇的封锁，同志们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富足的精神世界让人震撼。1943年秋天，一位叫爱金森的美国评论家到新华社来参观。在他眼里的通讯社，应该是一系列现代化的设备，但在清凉山上，他所看到的却是土窑洞里原始的收报机，以及在窑洞外阳光下用土纺车纺纱、木拨子拧毛线以及收摘自种的烟叶与西红柿的人们。他很诧异，在电务科一孔窑洞里，他问一位推光头、穿草鞋、敞着衣扣摇马达的青年：“生活这样艰苦，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能这样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呢”回答好像是不经思索的：“革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又问，“为什么你们有信心打败日本侵略者呢？”回答是“真理主义在我们这边，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支援。”这样的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理想的人，就是这份信念使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进。
　　二、学习老一辈能上能下和自我批评的处事原则
　　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在革命先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进行党性教育、思想教育是近年来红色旅游发展的新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党强身治病的锐利武器。博古同志能上能下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党员同志学习。遵义会议以前，他是党中央的代理总书记，在遵义会议上，他服从多数人的决定，离开了这个工作岗位，到1941年以后，就具体管报纸、通讯社和出版局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全力以赴。他尊重别人的劳动，但当工作上出了差错，他又首先归咎于自己。吴文焘回忆说：“1943年初，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打电话向博古同志传达说：《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十多篇对敌后根据地生产建设又指导意义的文章通讯，新华社没有加以广播是错误的，应该早日补发出去。对此，我写了一篇检查，交博古同志阅后转中央办公厅。博古同志仔细看了一遍，抽出笔来在后面批了“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几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说声“马上发了”便把话题转到其他问题上了。”就是这样勇于承担责任的处事原则，一直激励着我们。
　　三、学习老一辈兢兢业业的求实精神及团结友爱的同事关系
　　陈笑雨也是新华社的一位老同志，他1939年到新华社，1953年离开，在新华社度过14个春秋。他眼中的李柱南，喜欢喝二两烧酒，讲话唠唠叨叨，但却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对自己的工作实在是没话说，无论从洋码子译成字还是从字译成洋码子，他熟烂到根本不用或者很少翻本子。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丁拓“可托哇，诺稀哇”的朗读日文电稿的声音；一件是陈龙短而肥胖的手指，拿着毛笔尽发抖，同时，鼻尖上的汗不断地冒出来。开始以为只是那两个人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丁拓的朗读和陈龙不接断的汗珠，是因为劳动时间过长，强度太大的缘故。延安的编辑工作1945年才初具规模，由于人力、物力以及知识的欠缺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改正的阶段。半个月一次的情况汇报会，一个月一次的业务总结会，三个月还要向分社发一次业务总结通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塑造了一位又一位兢兢业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团结友爱，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只要有生病的，大家都会拿着自己每晚做夜工的钱去买一些鸡蛋、挂面之类的去看望。谁家生了小孩，大家就一同去贺喜。哪个光棍纽扣掉了，衣服破了，鞋子烂了，女同志也会抢着来帮你弄好。上级与下级，同事与同事，毫无芥蒂，彼此亲近。
　　就是在那个战斗的年代，各种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富足的精神世界以及团结友爱的近邻情感，以及自我批评的处事原则一直激励着我们，激励我们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作者单位：延安新闻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