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久辛
　　为什么贺敬之要选择“信天游”这种形式来表达？因为“信天游”是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最熟悉、最热爱、最富有感情的艺术形式。诗人理所当然要选择这个能够与当地人最为贴心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与这片土地及土地之上的人心心相通的情感。且不要小看对这一形式的选择，因为作为一个“外来人”，要掌握好陕北民歌这一形式绝非易事！而要真正地运用好这个形式，还要有更为扎实的生活基础，并获得语言的畅达流利。而贺敬之正是因为有抗战期间在延安鲁艺的数年学习生活经历，才获得了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娴熟掌握。
　　可以清楚地看到，贺敬之对“信天游”语言行云流水般的表达，就恰似当地人民群众亲切有如己出的语言——“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米酒油馍木炭火”“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等，可以说一如竹筒倒豆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只有身心皆入陕北本土人民的生活，与他们息息相通，才能与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语言艺术实现融会贯通。
　　贺敬之首先闯过了这最关键的一关，实现了匠心独运地对“信天游”形式与陕北民间语言的自由选择与运用。继而，在他浓烈的思想情感的推动下，创作出了这一个经典诗作。这首诗保留了诗人作为“老延安”的历史，又加进了“回延安”的情绪与情感，实现了对历史有温度、有激情的文学表达，从而获得了他那一代“老延安”的强烈共鸣，同时也赢得了陕北人民的高度认同与赞誉。
　　我是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坦率地说，对诗中那种急切的情绪与强烈的情感表达，当时我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觉得过于强烈了一些。如今想来，也许这就是隔代人、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情感上与父辈的某种隔阂吧？所幸的是，一次精神的游历，使我有了一次进入父辈心灵的机会，不仅对父辈的情感，而且对诗的情绪情感表达，都获得了新的认识。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父母所在的工厂，即原铁道部西安三桥车辆工厂也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开始了拨乱反正。党委急需选出一个政治和能力俱佳的干部部部长，最后决定把还在延安南泥湾劳动的父亲接回来。这是1977年7月的事情，那天早上，因为母亲工作走不了，家里决定让我代表全家，和赵志书记与厂办的另外一位姓何的阿姨一起去延安接父亲——那一年，我18岁，第一次去延安。
　　听说要去延安，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小学时，我们就唱陕北民歌，唱“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唱“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呀，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特别是那支笛子独奏曲《陕北好》，天天都能从工厂的喇叭里听到，还有“鲁艺”，还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古元的版画、贺绿汀的歌曲……可以说，延安对于当时的我——一个文学少年来说，是真正的“圣地”！从梦想到现实的每时每刻，我激动的心情与《回延安》诗中表达的极为相似，也是恨不能立刻就“双手搂定宝塔山”，把梦中的延安仔仔细细地看个遍……
　　那天，我只背了一个军挎包，装了一本读了几十遍的贺敬之的《放歌集》，就随赵志书记上了车。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全是盘山路，我们的国产面包车早上6点多出发，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缓缓驶入南泥湾。是赵志书记最先看到的父亲，他喊：“停，停。那不是荩民吗？”定睛一看，果然是父亲。他的脸晒得通红。赵书记跳下车，拉着父亲的手说：“走，收拾东西，现在就走。”父亲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但是他的笑脸——灿烂的笑脸，我永生难忘。那是瞬间迸发出来的毫无保留的笑容，是贺敬之诗中的“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的感觉。
　　此时的延安，不仅更加巍峨壮丽，而且还充满了更加广阔丰富的魅力。一如诗中所写：“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当时只有两层楼的延安宾馆，也就是周恩来总理回延安时住过的延安饭店，喝了小米粥，吃了馍馍，便急火火地去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我的心始终渴望着认识和理解更多的革命历史。伴随着一幅幅照片所揭示的历史，我的心里有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画卷的正中央，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延安；而在延安城的画卷上，有一盏灯——那是枣园窑洞的灯光。仿佛是一种情感的累积，我们的车子似乎一下子被推到了枣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窑洞前……那一天，我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看到了玻璃柜中《论持久战》的手稿，是铅笔写在粗糙的马兰纸上，非常流利的“毛体”字，一张一张地叠压着，像历史一页一页地躺在寂静的时空里，以无限的思想昭告着世界：人民战争必胜！赵志书记摸着我的头说：“小家伙，胜利不容易啊。”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从窑洞里出来，我特意请摄影部的同志给我在窑洞前照了一张相，而照片上我手里拿着的，正是带来的那本《放歌集》——诗集中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了几十遍，而唯有在此刻，我才觉得那诗是活的。“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因为人心是活的，它表达了人心，它当然有了生命。
　　2016年10月，父亲87岁，听说姐姐一家要去延安，便执意要回延安看看。一路上，父亲都在唱《南泥湾》，他唱了一遍又一遍。我想，当年贺敬之作为这首歌的词作者，一定也会像我父亲这样反复地唱吧？母亲劝他别唱了，嗓子要发炎了，可他还是要唱，就像他要回延安，劝也劝不住。参观完延安革命纪念馆，父亲站在馆门边上儿童团员的雕像前，要姐姐给他拍照。他指着那个手拿红缨枪的儿童团员说：“我就是先当的儿童团长，后参加的八路军，那时14岁。我与这个战友合个影。”
　　如今，我看着父亲的这张照片再读《回延安》，对贺敬之诗中的情绪与情感，似乎有了与父亲血脉贯通的感受，不再觉得那情绪与情感过于强烈了。因为“树梢树枝”有了“树根根”，看山看水有了“亲山亲水有亲人”的体验。这些活的诗句，与需空高蹈的标语口号不同，它的情绪与情感是真实的——生命的真实、思想的真实。无须去“火”，更无须脱“水”，这是浓缩了几代人的思想情感、超越了一个时代的卓越的经典文本，饱含着浓浓的最真切的情绪与最真实的情感。这情绪属于历史，因为有情绪才有勃勃生气；这情感属于历史，因为有情感才有爱憎。活的历史中有活着的灵魂在歌唱，它歌唱往日的辉煌，歌唱今天的创造和未来的美好。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当一首诗，成为心灵的呼唤，成为精神的路标，并使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血脉相通，它便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