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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六十年 丹心照汗青
魏建国
本书从最初构思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2个年头。如果从书稿完成算起，也已整整60年，一个完整的甲子。这无意中应验了赵通儒的学弟和好友、著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名言——“文学创作应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
本书的腹稿形成于1936年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期间。瓦窑堡是赵通儒的家乡，而他正是瓦窑堡的解放者。以后，由于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承担着繁重的工作，特别是1946年10月至1949年2月又被敌人在榆林囚禁三年，大脑被国民党特务注射毒剂，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被“幻听”“幻视”所折磨，所以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期间，1941年，为了配合中央组织部审查自己的历史，他写了一个吴家坪战役前后过程的材料，七八千字。1943年整风中，他把亲身经历的西北、陕北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0年上下左右的关系、时间日期，简明地列了一个表，抄了两份，一份交西北局，希望审阅参考后转报中央，后不知下落；一份保存于当时的工作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后来在1946年正月发现被老鼠咬坏了。我曾在档案部门见过一个简表，没有署名，从内容看，应该就是赵通儒写的那份。1940年至1945年，赵通儒曾不止一次给有关方面提供过许多党在西北、陕西、陕北的史实，以供应当时征集党史及革命史资料的需要。这些资料，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而真正的动笔，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进行。
这部书稿共25篇，包括国共双方各1篇综述，陕北特委成立后7次重要会议各1篇，陕北23县中延安以北16县各1篇。从写作时间来看，7次会议写于1951年6月，是为当年7月一个革命史展览而写的。当时写下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群众斗争及军事起义材料，已经展出，这部分史料现已找到一些；另一部分是党的秘密活动材料，当时因保密而未展览，直到1958年写这部史料时才复写出来。16个县的材料，从1958年3月25日开始写，一天未隔，到5月28日全部完成。随后，作者又陆续将7次会议材料复写出来，之后再写成两篇综述：6月3日写出“国民党在陕北的25年”，6月4日写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最早活动”。至此，全文终告完成。
书稿写成后，一直压在档案馆中，鲜有问津。80年代前后，各地党史部门搜集整理党史资料时，有的同志发现了这部资料，陕北有的县市在编写地方党史时，零星引用过其中的材料。现在翻阅陕北一些方志或《中共组织史》，能够明显看出，有些史料来源于此。但这部资料的真正价值，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识。
2007年1月24日，我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从目录里又发现了一些署名赵通儒的文件，遂请求调阅。工作人员去库房查看后，回来告诉我，这些资料都订在一起，不能拆开。我欣喜万分，意识到自己淘到了一笔宝藏，立即自费全部复印了一套。我原来从其他资料中知道赵通儒写过一部完整的陕北党史，却从未见过，家属说也没见过，都以为早就被毁了。当工作人员把书稿递给我的时候，心中的感受，11年后的今天想起，都是幸福满满。回来后，我用一个月时间，把书稿逐字逐句读了一遍，非常震撼。从2月24日到3月27日，我夜以继日，费尽心血，将22万字的文稿全部录入电脑。实际录入的不下100万字，工作量极大。
资料整理好后，先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过一些交流，看过的人交口称赞。真正公诸于世，是在陕北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延安文学》上实现的。从2011年第1期到2012年第6期，分12期全部连载完毕。资料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对这部著作赞叹不已，迫不及待地要看下文。
连载期间，我有幸认识了著名党史军史专家王晓建老师。他是在陕北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对陕北有深厚的感情，担任过开国上将李达和开过少将王兆相同志的秘书，帮助两位老将军写过回忆录，编过纪念文集，对西北党史和西北红军军史有着深入了解。他读到这部史料后，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我进行了深入交流。2013年，晓建老师郑重地把这部史料推荐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6月底，我到北京与中共党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8月底前交稿。没想到，回到延安后，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正常编辑出版刊物，又编了纪念抗战胜利和长征胜利的两个专号，耗去了全部精力与时间。直到2016年7月，才开始撰写前言后记。在此期间，又为筹集出版经费也颇费周章，屡经反复，直到2016年底才得到圆满解决。
真正一动笔，万语千言，千头万绪。这段历史太丰富，真相淹没太久，作者的人生经历太复杂，个人命运太悲惨，今天知道他的人又太少。要让读者读懂这部书，认可它的真实性、权威性，必须把这些基本内容交代清楚。我秉持赵通儒就读北平大学时的老师、史学宗师范文澜所倡导的“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的治学原则，投入了艰苦的写作。从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底，整整一年，我像蜗牛爬行，以每天不到一千字的速度，写出了3万字的《概述》和7万字的《作者介绍》，初步立起了《赵通儒传》的大框架。经过几十次修改，保留了2万多字的《概述》和4000字的《作者简介》。然后进入配图程序，反复搜集、筛选，配以文字介绍，又耗时数月。最终选配了215幅历史图片，其中158位人物的肖像165幅，其他图片50幅。
从2004年进入赵通儒的精神世界，到现在已经15年了，我完全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无奈成就有限。这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写作中几乎从未有过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时候，所有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十年一剑已经很难，于我而言，十年也磨不出，下的是“铁杵磨针”的功夫。让我如此痛苦地投身其中而又自得其乐的深层动力，是我谨遵一代大儒、关学祖师张载的教诲——“为往圣继绝学”。我深知自己做不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业，只能在“为往圣继绝学”上做点事情，尽一点绵薄之力。成就大小，就不敢奢望了。
本书从最初构思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2个年头。如果从书稿完成算起，也已整整60年，一个完整的甲子。这无意中应验了赵通儒的学弟和好友、著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名言——“文学创作应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
本书的腹稿形成于1936年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期间。瓦窑堡是赵通儒的家乡，而他正是瓦窑堡的解放者。以后，由于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他承担着繁重的工作，特别是1946年10月至1949年2月又被敌人在榆林囚禁三年，大脑被国民党特务注射毒剂，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被“幻听”“幻视”所折磨，所以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期间，1941年，为了配合中央组织部审查自己的历史，他写了一个吴家坪战役前后过程的材料，七八千字。1943年整风中，他把亲身经历的西北、陕北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0年上下左右的关系、时间日期，简明地列了一个表，抄了两份，一份交西北局，希望审阅参考后转报中央，后不知下落；一份保存于当时的工作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后来在1946年正月发现被老鼠咬坏了。我曾在档案部门见过一个简表，没有署名，从内容看，应该就是赵通儒写的那份。1940年至1945年，赵通儒曾不止一次给有关方面提供过许多党在西北、陕西、陕北的史实，以供应当时征集党史及革命史资料的需要。这些资料，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而真正的动笔，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以进行。
这部书稿共25篇，包括国共双方各1篇综述，陕北特委成立后7次重要会议各1篇，陕北23县中延安以北16县各1篇。从写作时间来看，7次会议写于1951年6月，是为当年7月一个革命史展览而写的。当时写下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群众斗争及军事起义材料，已经展出，这部分史料现已找到一些；另一部分是党的秘密活动材料，当时因保密而未展览，直到1958年写这部史料时才复写出来。16个县的材料，从1958年3月25日开始写，一天未隔，到5月28日全部完成。随后，作者又陆续将7次会议材料复写出来，之后再写成两篇综述：6月3日写出“国民党在陕北的25年”，6月4日写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最早活动”。至此，全文终告完成。
书稿写成后，一直压在档案馆中，鲜有问津。80年代前后，各地党史部门搜集整理党史资料时，有的同志发现了这部资料，陕北有的县市在编写地方党史时，零星引用过其中的材料。现在翻阅陕北一些方志或《中共组织史》，能够明显看出，有些史料来源于此。但这部资料的真正价值，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识。
2007年1月24日，我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从目录里又发现了一些署名赵通儒的文件，遂请求调阅。工作人员去库房查看后，回来告诉我，这些资料都订在一起，不能拆开。我欣喜万分，意识到自己淘到了一笔宝藏，立即自费全部复印了一套。我原来从其他资料中知道赵通儒写过一部完整的陕北党史，却从未见过，家属说也没见过，都以为早就被毁了。当工作人员把书稿递给我的时候，心中的感受，11年后的今天想起，都是幸福满满。回来后，我用一个月时间，把书稿逐字逐句读了一遍，非常震撼。从2月24日到3月27日，我夜以继日，费尽心血，将22万字的文稿全部录入电脑。实际录入的不下100万字，工作量极大。
资料整理好后，先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过一些交流，看过的人交口称赞。真正公诸于世，是在陕北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延安文学》上实现的。从2011年第1期到2012年第6期，分12期全部连载完毕。资料发表后，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对这部著作赞叹不已，迫不及待地要看下文。
连载期间，我有幸认识了著名党史军史专家王晓建老师。他是在陕北插过队的北京知青，对陕北有深厚的感情，担任过开国上将李达和开过少将王兆相同志的秘书，帮助两位老将军写过回忆录，编过纪念文集，对西北党史和西北红军军史有着深入了解。他读到这部史料后，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我进行了深入交流。2013年，晓建老师郑重地把这部史料推荐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6月底，我到北京与中共党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8月底前交稿。没想到，回到延安后，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正常编辑出版刊物，又编了纪念抗战胜利和长征胜利的两个专号，耗去了全部精力与时间。直到2016年7月，才开始撰写前言后记。在此期间，又为筹集出版经费也颇费周章，屡经反复，直到2016年底才得到圆满解决。
真正一动笔，万语千言，千头万绪。这段历史太丰富，真相淹没太久，作者的人生经历太复杂，个人命运太悲惨，今天知道他的人又太少。要让读者读懂这部书，认可它的真实性、权威性，必须把这些基本内容交代清楚。我秉持赵通儒就读北平大学时的老师、史学宗师范文澜所倡导的“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的治学原则，投入了艰苦的写作。从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底，整整一年，我像蜗牛爬行，以每天不到一千字的速度，写出了3万字的《概述》和7万字的《作者介绍》，初步立起了《赵通儒传》的大框架。经过几十次修改，保留了2万多字的《概述》和4000字的《作者简介》。然后进入配图程序，反复搜集、筛选，配以文字介绍，又耗时数月。最终选配了215幅历史图片，其中158位人物的肖像165幅，其他图片50幅。
从2004年进入赵通儒的精神世界，到现在已经15年了，我完全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无奈成就有限。这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写作中几乎从未有过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的时候，所有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十年一剑已经很难，于我而言，十年也磨不出，下的是“铁杵磨针”的功夫。让我如此痛苦地投身其中而又自得其乐的深层动力，是我谨遵一代大儒、关学祖师张载的教诲——“为往圣继绝学”。我深知自己做不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业，只能在“为往圣继绝学”上做点事情，尽一点绵薄之力。成就大小，就不敢奢望了。